by Tucci
編譯自德國週報dieZeit（15.Dez.2005）第27-28版
Thomas Fischermann, Uwe Jean Heuser, Petra Pinzler與Wolfgang Uchatius聯合報導。
人物一：歐盟代表，曼德森（Peter Mandelson）
曼德森本來有個更好的工作。不過因為他做了一些蠢事，所以現在被派來談判牛肉、小麥、甜菜的貿易。他必須跟一位印度來的「沙龍社會主義」的政治人物過招，跟一個巴西的專業外交家折衝，還得跟一大票非洲來的憤怒的部長溝通，這些人已經不願意再聽任何好話了。他還必須小心操作一大堆古怪的經濟與貿易名詞，全都是廣大群眾幾乎沒人能懂的東西。
曼德森的工作真是一個「屎饋」（台語：爛工作）。
曼德森今年52歲。他曾經是英國政壇上的年輕新星，人很聰明，長得也帥。他曾經進過內閣，跟首相布萊爾交情匪淺。可是他不知道手腳要小心一點。他先是用一筆來路不明的貸款買了一座奢華的別墅，後來又給自己一位亞裔朋友私下弄了一個居留許可。結果給報紙發現了。曼德森只好辭職。布萊爾想幫他，但是在英國他已經沒得救了。
所以啦，現在他來到了香港豪華的港麗酒店（Conrad Hotel），遠離英國一萬一千公里。在這裡沒人在乎他以前幹過些什麼。在這裡他是歐盟的商業授權代表，而且在世貿組織的會議上，沒有人想談英國的國內政治。在這裡的議題更為重大，是北半球與南球的差距，是這個地球上窮國與富國之間的戰爭。這裡要協商出來的，是「全球化」的遊戲規則。
世界貿易組織有149個會員國，開會的時間是不固定的。談判的內容，主要是關稅的高低、進口的比例、專利權、反傾銷法。誰可以把什麼貨品用什麼條件賣到哪個市場裡去，就在這個會議裡決定。比如說，中國人可以賣幾件T恤到歐洲來，美國人可不可以用高額補助的棉花出口把非洲人的生意給搞砸。
從前，工業國家的玩法都是這樣的：嘴巴上，他們討論的都是對貧窮的關懷，談論經濟發展，談論自由貿易會給大家帶來好處，同時在檯面下，卻把自己利益照顧地十分周到。他們總是有辦法把汽車、軟體、工具機器的關稅稅率降低，因為這是歐洲人跟美國人向全世界出口的產品。同時又為了保護歐洲牛奶和美國小麥，維持高關稅與高補助，因為這些是亞洲人、非洲人跟南美洲人想出口給全世界的產品。不知道怎麼回事，從前工業國家總能達到他們的目的。他們總是有辦法讓開發中國家的代表在合約上簽字，他們說的那些漂亮的關懷的話，開發中國家都會傻傻的相信。
一直到兩年前為止。那時世貿會議在墨西哥的旅遊聖地坎昆（Cancún）舉行。失望透頂的非洲人讓會議什麼決議也作不成，從這時起，世貿協商就卡住了。世貿組織裡的權力分佈有了轉移。忽然間，工業國家的談判高手無法再按照自己的意思，在這場分配市場與調降關稅的戰爭裡吃香喝辣。忽然間，他們得招架目標堅定的政客和遊說專家。而且爭鬥的再也不只是南跟北；就算在非洲、亞洲與拉丁美洲內部，也是爭吵不休。
世界貿易的秩序已然大亂。
歐盟的商業代表處（Eu-Handelskommissariat）座落在布魯塞爾的貝萊蒙大樓的八樓。在香港世貿會議開始之前的幾個星期裡，歐洲工商各界都派出遊說專家來這裡拜會。他們有的代表法國農夫，有的為葡萄牙的紡織業說話，也有的是義大利金融業的說客。他們的目的是要讓曼德森堅持歐盟的立場，要盡量從世貿協商裡撈出最大的好處，也希望他對外作最少的讓步與承諾。儘管在表面上，他們不會把話說得這樣露骨。比如奎克就說：「我們只是讓曼德森瞭解我們的一點看法。」
奎克（Quick），51歲，是德國化學工業界高薪聘請的一位公關。身材不高，有親和力，他是一名精通全球化的經貿專家。所有的世貿會議他全參加過。他見證了世貿會議的劇烈轉變。從前的會議，開會的每個人幾乎都互相認識，而現在卻變成了巨大且複雜的國際政治的角力場所。奎克說：「從前是我們跟幾個專家坐在一起，就給世界貿易定下規則來的。」不過在1999年的西雅圖，奎克首度嚐到了催淚瓦斯的味道。當時在美國的西海岸，有數千名的全球化抗議者讓世貿會議完全停擺。從那時開始，奎克慢慢認識到，工業國家正在喪失對貿易協商的控制權。這是奎克不樂見的。
奎克掏出一張紙和一枝筆，開始畫一張圖。他畫一個方塊代表亞洲，一個方塊代表歐洲。他很快地把在東方興起的幾個巨大的經濟體標示了出來，然後反覆強調，要進入這些市場有多麼重要。「歐洲人太處於挨打的地位了，不斷地在開發中國家面前讓步，卻不懂得積極地捍衛自己的經濟利益。」「化學工業團體的目標，就是要把全世界對化學產品的進口關稅都完全取消」，奎克這麼說。
但是世界上的其他國家會答應嗎？
人物二：巴特爾（Dipak Patel），尚比亞共和國商業部長
巴特爾說，過去幾年他學了不少東西。比如說，他現在比較瞭解世貿組織（以下稱WTO）裡面的權力運作是怎麼回事；這個組織表面上看起來如此的民主，每個國家都只有一票，每一份合約都需要所有會員國簽名。
1995年WTO成立，大部分今天仍然有效的經貿協定簽訂的時候，巴特爾也在場。巴特爾是尚比亞人，非洲南部的一個小國家，境內大部分都是熱帶草原。人口有一千萬，大多數人每日的收入經過換算只有一塊錢美元。巴特爾在當時是經貿部長，今天他又再度當上這個職位。
職位雖然不變，但其他一切都變了。「當時我們根本不瞭解協商的細節裡藏著什麼意思，又會有什麼後果。」怎麼可能看得懂呢？許多WTO的協定讀起來跟複雜的數學方程式沒有兩樣。這也是為什麼歐洲人跟美國人當時分別帶了數百名專業人員來，有經濟學家，有法律專家，把合約裡的每一個逗號都做了徹底的分析。雖然非洲人、亞洲人和南美洲人全部加起來，在WTO裡票數比歐美工業國家多的多，但是他們沒有顧問，看不懂工業國家的計算。於是他們簽了名。然後被後果嚇到了。
在今天，開發中國家把產品輸出到工業國家，仍然被徵收高額的關稅，其稅率之高，比其他工業國家彼此輸出的關稅高出四倍有餘。因此WTO成立10年以來，南半球絕大多數的國家對世界市場的出口都是鮮明的衰退。連農產品的出口也沒有成長。這是無以復加的悲劇。全世界目前有8億5千萬人糧食不足。當中75％（＝6億3千5百萬人）住在鄉下，大多都是農夫。在這裡面，僅僅沙哈拉以南的黑色非洲就佔去2億人。這些人所居住的國家大多都只有一兩種農產品或天然原料可供出口，是全國命脈之所繫。尚比亞，巴特爾的故鄉就是這樣的國家。
巴特爾今年52歲。跟其他非洲國家商業代表不一樣，他不是出身於有傳統有權勢的部落世家，也不曾在北半球的工業國家受過高等教育。巴特爾的爸爸是移民到尚比亞的印度人，經營的是建築與不動產的事業。60年代末期，尚比亞禁止所有外國人從商的時候，他的家庭眼看就要完蛋了。唯一的救星就是當時還沒18歲的巴特爾，因為他在尚比亞出生，擁有尚比亞的國籍。所以他必須放棄學業，接手經營爸爸的事業。巴特爾成功了。他說：「我知道怎麼樣協商，怎樣討價還價。這比任何學位都強。」
在香港，巴特爾不打算被任何好聽的話擺平，比如「我們堅定追求的目標」還是「特殊的解決方案」之類的。「我們要的是，終於可以把產品賣到北半球的市場裡去，而且沒有關稅的阻礙，沒有配額的限制。」如果不行，他不打算簽任何協定。在WTO的會議裡，就像在足球場上，最後會有贏家和輸家。「但是差別在於，我們非洲人終於也瞭解這個遊戲是怎麼進行的了。」巴特爾說。
非洲人的這一點進步，有很大程度是像布魯默（Phil Bloomer）這樣的人士的幫助。
80年代初期，當曼德森還在電視台當製作人、離政治生涯還很遙遠的時候，同樣是英國人的布魯默（Phil Bloomer）就已經到南美洲從事經濟發展協助的工作。那時他大學畢業，對世界的不平等已經談論了好多年，現在他想做點真正的事情。布魯默在宏都拉斯、薩爾瓦多、尼加拉瓜與哥倫比亞工作了11年。他在村落裡看到貧窮，在城市裡也看到貧窮。他看的越多，就越追問這貧窮從何而來，追問這背後的全球化的脈絡。他所追問的，也就是世界貿易運轉的規則。
布魯默今年46歲。他個子高大，身材苗條，頭髮很短，原則很堅定。在英國牛津，他每天都騎腳踏車到辦公室。雨天也一樣。如果他講到全球化的問題，總會拿出許多巨大的數字和渺小的故事，總是注意他所選用的語言對聽者的效果如何。布魯默是樂施會（Oxfam）最重要的公關人員之一。
樂施會在60年前在英國牛津成立，今天是13個國際救援組織組成的聯合團體，全世界有4000名工作人員。他們不止協助地震受災者，提供各式小額貸款，也積極從事政治運作。他們聘請專家提出研究與分析，精算出歐洲與美國如何透過玉米與乳品的出口補貼壓低了這些產品在世界市場上的價格，結果使得南半球數以百萬的農夫陷入絕境。他們給開發中國家的經貿代表提供貿易協商所需的諮詢。他們還懂得生產新聞圖片。許多年輕人用硬紙板製作了工業國家元首的面具，面具上是一副假裝什麼也不知道的表情，還用手把耳朵塞住；U2的主唱波諾（Bono）大唱對歐盟糖業政策的抗議。新聞記者最愛這種照片。當報紙要報導WTO會議的時候，總是愛用這種由他們精心創造出來的畫面。這種報導於是讓大眾逐漸有個既成的印象，認為WTO就是給北半球的富國謀福利，於是歐盟與美國的壓力就變大了，不得不對南半球的窮國多作點配合。
這次樂施會派了25人到香港來，布魯默擔任領隊。他們不像歐盟的代表團那樣住在金光閃閃的香港港麗飯店，而是住YMCA，一個國際的青年旅館。這樣比較便宜。而且他們夠專業，他們前來幫窮人作戰，知道奢華會引起不好的印象。
樂施會可能是「非政府組織」（NGO）新興的政治影響力的最好的例子。這次來到香港的非政府組織超過一千個。雖然北半球國家代表團的人數仍然比南半球國家派出的多，但是在非政府組織裡局面卻正好相反。只有極少數的非政府組織是來支持跨國企業與工業國家利益的。絕大多數都是來為莫三鼻克、馬利或墨西哥的農夫而抗爭，他們是來幫開發中國家發聲的。
不過開發中國家之間也有利益的衝突。當全球化的批評者說到「南半球的窮國」時，忘記了在這些國家中也出現了越來越大的差異。有些窮國現在比以前富有一些了。
人物三：那特（Kamal Nath）
那特是一位沙龍社會主義者（註：Salonsozialist，是說雖然堅持社會主義路線，自己卻過著奢華生活的人。）在德國用這個字是一種侮辱，在印度這卻是政壇現象的一種正常描寫。在印度，有許多領導精英公開地擁抱左派思想，但也同樣擺明地享受資本主義的奢豪。這些人有錢，有自信，還有聲望。他們都是當局的要員。比如那特，59歲，印度的商業與工業部長。
他穿一套白色的圓領西裝，棕色的皮鞋，手腕上掛著一只閃亮而甸重的手錶。他一面談WTO，談印度，談論他對美國跟歐盟的要求，但同時不斷地玩按他的手機。從前只有北方富國才擺起出這種傲慢，不過這個時代已經過去了。
那特說「8％」。這是印度經濟的年成長率。那特說「20美元」。這是印度開發軟體一個小時所需的成本。在歐洲或美國，這個成本要高出三倍以上。那特來香港的目的，是要防止美國用新的法案阻擋工作機會流入印度。而且他有很好的論據：「數十年來你們工業國家都在宣揚自由經濟與自由貿易的好處，現在正是你們實踐自己說法最好的時候。」
更重要的是，那特有很強的盟友。
他們自稱G20，雖然實際上只有19個國家：他們是開發中國家裏的大國，如奈及利亞、埃及，新工業化國家如智利與泰國，還有新經濟強權如中國、印度、南非與巴西。他們在坎昆首度展露了實力。沒有他們的同意，WTO什麼事也無法達成。那特是G20的領袖之一。當然也有其他的南半球的實力人物，比如巴西的阿莫林（CelsoAmorim）。
人物四：阿莫林（CelsoAmorim）巴西職業外交家
他在倫敦與維也納讀過書，在倫敦當過巴西使館人員，在紐約聯合國會議以及日內瓦的WTO總會擔任過巴西代表。現在他是巴西的外交部長。這位63歲的先生留了一部大鬍子，看起來像個謹慎退縮的大學教授。如果他不說話，你看不出來他原來是拉丁美洲最有權力的政治人物之一。他氣質沉穩，自信滿滿。他說：「我不是一個謙虛的人。」
巴西的農產大企業也早就不謙虛了。在過去五年裡，巴西的農產鉅子的出口業績如咖啡、砂糖、橘子、黃豆等，每年都成長20％。唯一擋了巴西人的，就是關稅跟貿易限制。阿莫林現在就是要來把這些東西清掉。至於「如果世界市場完全自由化，巴西人可能會讓絕大多數的非洲農民毫無生存機會」這件事，並不在阿莫林考慮的範圍內。他把目標放在富裕的北方國家上，他要為巴西強大的農業鉅子們打開工業國家的市場。於是他就按照WTO的規矩來玩了：他到日內瓦向WTO的裁判庭控告工業國家高額的農業補助違反了WTO的規定。不管是為了香蕉、棉花或砂糖，每次這種爭議都是工業國家被判輸。這次在香港，阿莫林下了決心，必要的時候他準備杯葛一切協調。「我們要求工業國家把他們的農業補助降低54％」，阿莫林說。
就這樣，北方國家陷入了挨打的局面。
人物五：波特曼（Robert Portmann），美國總統的商業特派員
在這WTO會議即將召開之前的時間裡，波特曼可能會這麼問自己：我的敵人到底是誰？是巴西人、印度人、非洲人，還是自己國內的人？有時候國內來的壓力才是最難抵擋的。
波特曼是美國總統的商業特派員。他很禮貌，看上去幾乎像個年輕人。他說，在談判中他最重視的就是信賴跟贏得好感。波特曼今年49歲，從80年代開始就待在華盛頓。一開始他是商務律師，後來選上了共和黨的議員，最後又成為布希在國會裡的首席協調人。然而他原本的出身地是俄亥俄州。他在那兒競選時發表過一些演講，內容是一般經濟背景的政治人物都說過的：他稱讚全球化帶來的良好的影響，也說自由貿易是好的，因為會帶來工作跟財富。
他還能保住自己的選區，但是他的這些話，讓他損失了數十萬票。
一直以來美國都被各方視為資本主義跟商業競爭的旗手國家。但是近幾年來，如果談到完全自由的世界市場以及跟其他國家的貿易競爭，美國人開始覺得不是那麼有信心了。根據民意調查，有一半的受訪者認為，設貿易障礙是必要的。特別是勞動階級與低收入者，他們特別要求保護，以免受到印度人、巴西人還有特別是中國人的貿易競爭的傷害。遠超過百分之五十的人支持國家採取農業補貼政策，以保護農民不受南半球農產品進口影響。
那麼波特曼在香港還能跟開發中國家達成什麼協議呢？
美國的參議院與眾議院早就對選民的這種想法了然於胸。他們擔心自己的選票流失，所以開始在國會上公開把問題丟出來。「簽訂新的WTO協定，是不是表示便宜的中國產品即將可以流入美國市場？」「現在是否應該給印度人繼續發出簽證，好讓他們把美國的軟體工程師的薪資壓低下來？」「最後是不是還要讓巴西的黃豆來把美國農夫的生意完全打爛？」
2002年時，國會還授予總統完全的權力，讓他可以透過他的商業特派員獨立簽訂商業協定，無須事先諮詢國會。2007年，這項權力就到期了。華盛頓的觀察家預期，這個權力可能不會得到國會的延長。如果是這樣，那麼每一項經貿協定都必須先經過國會的同意；那會是一個冗長的過程，實際上等於使任何WTO的協定都成為不可能。
四年之前，在911的恐怖攻擊之後不久，WTO在波斯灣上的杜哈（Doha，卡達大公國的首都）舉行會議。工業國家努力營造世界一體的氣氛，簽署了一項聲明：「在協助經濟發展與消滅貧窮上，國際貿易的角色至關重要。」這也是WTO的基本理念。
工業國家當初似乎沒有想到，經濟發展也會帶給他們新的競爭。
剛剛才看完tucci的譯文。感謝分享。
Posted by: Buzz | December 24, 2005 at 07:11 PM
感謝感謝tucci～
這的確比我所見的目前台灣媒體所寫的相關報導有趣深入多多哪
Posted by: 延延 | December 24, 2005 at 05:29 PM
感謝Tucci大，花費時間精力翻譯出來。真是大工程啊。翻得真是俐落流暢啊。
WTO問題很複雜，有看沒懂。每次開會都有抗議，但是世界經濟依然在七大、八大經濟國手裡決定了大部分。除了抗議，窮人，窮國，還有什麼更好的辦法？讓全球化資本運作更加公平？
我不懂經濟，只是越來越感到貧富差異的現象，嗯，對清貧感同身受中。
P.S我真痛恨新的留言機制，那麼不清楚的密碼表，真是損害眼睛。
Xhong大，真辛苦你了。你怎麼解決看的問題啊？
p.p.s.系統管理也沒問過我們要不要加密碼，就自動加裝這種程式設計，真是XXOO^^%987
Posted by: caffen | December 23, 2005 at 05:25 AM
謝謝六月的補充！已經修訂進去了。
這篇報導是一個星期前刊出來的，關於這次會議的結果，要比較新的報導才有。
簡單的說，就是基本上只有歐盟承諾在2013年之前取消農業補助，但是工業國家所希望的降低工業產品關稅，窮國當然沒有人願意。歐洲的農夫很失望也很震撼，但是窮國的農夫也沒有得到甚麼立即的好處。再找機會介紹細緻一點的分析報導。
我翻譯的die Zeit，立場算是自由而稍稍偏左的（個人感覺啦）。之所以翻譯，也是有點生氣國內的「質報」令人失望。無論甚麼事情，無論大小，甚麼都敢報，就是基本事實、來龍去脈都報不出來。沒有基本事實，要談政策討論、輿論建立，都是緣木求魚。
Posted by: tucci | December 23, 2005 at 12:43 AM
是Conrad Hotel 麼？
中文是香港港麗酒店
Posted by: 六月 | December 22, 2005 at 02:39 PM
WTO的小歷史：
1948年，成立GATT（一般關稅與貿易協定），以避免貿易戰爭的發生。
1986年，在烏拉圭的會議決定，要找出一個更好的組織形式來擔負GATT的工作。
1995年，WTO正式成立。
1996年於新加坡召開第一次會議。
1998年在瑞士日內瓦開會。
1999年在西雅圖計畫召開的經貿部長會議被抗議全球化、農業補助與經發政策的抗議者強烈杯葛，因而流產。
2001年在杜哈，卡達大公國的首府，召開所謂的「杜哈發展會議」，會議目標是要用貿易的手段來消滅貧窮。預計2005年才簽署所達成的協議。
2003年墨西哥坎昆的部長級會議，因貧富兩陣營對於修改貿易規則的優先性見解差異太大，因而一事無成。杜哈協議的簽署日期被延後到2006。
2005年香港，部長級會議。
Posted by: tucci | December 22, 2005 at 05:05 AM
關於WTO的基本資訊：
世貿組織常常被拿來跟世界銀行跟國際貨幣基金相提並論，因為他們都是與全球經濟息息相關的大型經貿組織。實際上世貿組織運作的方式跟後兩者是完全不一樣的。
在世界銀行跟國際貨幣基金，原則都是「付錢的就是大爺」。哪一個國家繳交的會費多，就能貫徹自己的主張。
WTO採取的卻是絕對的民主制，不管大國小國，一國就是一票；任何決議，只要有一國反對就不能生效。
世界銀行跟國際貨幣基金的任務在於在必要時借錢給各國政府，但是WTO幾乎沒有自己的財源。這個組織只提供一個空間，讓各國來協商全球貿易的規則。
WTO有一個裁判庭，功能就是看好各國要依約行事。如果有些國家違反協定徵收關稅或者進行補助，別的國家可以向WTO法庭提出告訴。如果違規成立，WTO裁判庭可以對違約國判處罰款。
Posted by: tucci | December 22, 2005 at 04:51 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