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堂裡的「政治私見」

by Buzz

湯婆婆註：Picton在留言版提及大學校園教師政治污染事件，引出Buzz本文之後，回應熱烈，特將後續貼文搬家，讓眾文團聚，方便延續話題。

在大學的人文社會學科的系所裡（教授理論科學或應用技術的系所也不例外），上課過程中觸及當身所處的社會中的種種爭議性話題，其實很難免。比如說，學新聞傳播的，大概就很難不拿眼前的事件當作方便的、活潑的個案分析教材，透過討論層層釐清報導人應有的角色、報導應當著眼的重點，或是報導與評論該有的界限等課題。我們恐怕也很難想像，一位教授環境工程的教員在講堂中僅僅使用進口的原文教材、教具或案例研究，而對自己社會中可能存在的環保議題刻意迴避、三緘其口，或絲毫不表達自身的立場、陳述個人的觀點、提出一己的觀察。

事實上，一位教員無論是選擇教材、安排課綱或參與討論，大概也都無可避免會涉及個人的觀點或立場，有些當然可能是基於知識上的理由，但天才曉得是為什麼的狀況恐怕也非絕對沒有。同時，大學教育如果不能把培養或誘發學生自主、自覺地面對、分析、處理和解決爭議的能力視為教學重點之一，我猜，大學也很難能如所預期地成為一種培育通才或未來領袖的場所了，雖然我們心知肚明，這類預期總是陳義過高，看來不切實際得很，比如我們知道，不同教研單位裡擺不平的種種事例一點不比公司行號裡來得少。

在1970至80年代，台灣的大學校園裡，稍稍有點民主意識的老師或學生，大概多少都會有種想像或期待，想像或期待怎麼才能把政黨活動、青年黨部、職業學生，或情治單位的細胞趕出校園吧。另一方面，雖然明知不無風險（不僅是校方或政府當局，學生也有提告的），彼時教授法政、人文學科的老師在課堂裡以「講論學術」、「追求真理」或剖陳「學者良心」為名譏議時政，或以明示、暗示方式鼓勵學生參與反對或民主運動的，大概也所在多有吧。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台北街頭的抗議示威活動，甚至有不少是老師帶著學生，或老師跟著學生一塊上的。所謂「學運」的火種，大概就是在大學講堂中點燃的。從這個角度來看，大學的教員在講堂中「挾帶私議」恰當與否，其間分寸究竟何在，應當還是可以就個例逐一討論的。雖然我們知道，一、二十年前的大學校園環境和今者已有很大差別，問題的討論脈絡也很不一樣。無論如何，我的意思是，我們大概都很討厭一位老師在課堂上「跑野馬」，但是不是「跑野馬」要怎麼認定？我們也往往期待「學術中立」，但什麼是「學術中立」？或「學術中立」應該、可能是什麼東西？或到底有沒有這種東西？也許也值得我們一併留意。

Comments

[逸]

我認為學者還是要有現實關懷才好

課堂上「跑野馬」判別的標準應該是在於
是「閒扯淡」還是有「真知灼見的批評分析」，
不過即便是後者，
某些「用功好學」或是「腦袋空空」的學子，還是左耳進右耳出.....

[郭小嘉]

台大自己打了自己一巴掌?這次怎麼沒在第一時間放話不歡迎?臺大和臺大醫院的行政校方一般的濫啊!

謝長廷校園巡迴演講

巡迴演講標題：夢想種子 從台北開始
我愛台北2006年校園巡迴播種…

夢想 可以改變一個人 一個城市
夢想 是年輕人最大的資產 也是城市進步的力量
從台北開始散播夢想種子
讓夢想在台北開花結果 我們就會有不一樣的未來
城市夢想家 謝長廷 邀請您一起來播種

夢想@政治大學
時間：11月1日（三）7:00PM
地點：綜合院館270113教室

夢想@台灣大學
時間：11月3日（五）7:00PM
地點：學生第二活動中心蘇格拉底廳
（羅斯福路四段85號B1）

[xhong]

我倒想問：應該以『校園主人』為出發點來做依據。我認為校園的主人是學生與教師二端。至於校園行政當局則只應該忠實的扮演好校園規範維護者的角色，而根據不同的校風可能開明也可能保守都沒關係。
由學生會或教師會發動的任何講座，辯論，研討會等校園活動。只要是按照制度進行，校方行政當局似乎沒有理由加以禁止。至於效果反應如何就交由校內群眾決定。
我倒是覺得由『反貪腐總部』施明德這方提出申請的作法，或者校方行政當局急急出面表示不歡迎的作法都屬不妥當的行為。二方都忘了自己根本不是主人的身分。施明德事後一竿子『廢墟』的言論除了再度顯示某種僵化的二分法外，對反貪腐毫無助益。

ps;對不起，最近微恙加上對校園無甚經驗，只能在旁邊鼓掌。

[Buzz]

我的腦袋還停留在幾天前留言的地方打轉，有點沒進入目前的對話狀況中。現在先應應景，簡單講點印象，等再有空時，再回來續前面的杯。

上回和picton大聊時，我稍稍提過，目前台灣的大學裡，有關學生事務、活動的規章，已經不像戒嚴時期，不是由學校的老師們或行政部門片面制訂的了，學生會、學生代表大會、研究生協會等學生自治組織的代表也早就是參與研修的必要成員了。以這回施明德「開紅花」為例，不論是校外人士要主動到學校舉辦活動也好，或是學生要邀請校外人士到學校舉辦活動也好，也都有上述相關委員會制訂的規章作出規範了。校方行政部門在這類事情上的角色，基本上也就只是照章辦事，負責執行而已，至於事涉學生權益的有關獎懲，也都有當事學生與相關學生代表列席的委員會進行聽證與仲裁，不是哪個行政部門或哪個誰說了便算了的。依相關規範，學校行政部門「放話」，那只代表行政部門單方面的意見，學生這廂當然大可不理，屆時大家若果因立場不同發生衝突，最後也仍要回到已經設置的相關委員會，按大夥一塊制訂的相關規章進入程序加以處理。當然，如果學生這廂和學校行政、教學部門透過校內既有的合議機制已就個案達成共識，那麼，自然也就沒有後頭的一堆勞什仔程序了。因此，我想，一般大學要料理施明德在大學校園裡「開紅花」的問題，其實一點都不複雜，反正都有現成的常設性機制在，大家了不起多開幾次會就是了，施明德真想要在大學校園裡引發什麼波瀾，我看是會有點像阿婆生子，是錯估了形勢，忘了現在是什麼時代了。

話說回來，施明德要在大學校園裡「開紅花」，我沒意見。這個年頭，連佛舍利都可以進大學校園，搞法會了，他想搞多久、搞多大，當然也都行。但前提是，有人想上課時，不能受干擾，否則，吵到我、堵到我，我也會去堵他、譙他。這麼說，原因其實並不複雜，我和同學都有上課的權利，而且校園內外是有「禁鳴喇叭」的交通號誌滴。

[tucci]

不過這倒扁總部為甚麼想進校園呢？在喧鬧了這一個多月之後，他們還有甚麼主張是學生老師還不知道的，必須進了校園才能宣佈？既然這「反貪腐」運動號稱是自發性的，又為甚麼不找一個在學校之外的、更適合進行政治活動的場所，讓學生與老師「自發性地」前來響應？那不就沒有爭議了嗎，為甚麼要這樣辛苦？

想把這「開紅花」的活動弄進校園，目的到底是甚麼？

此外，各校對這爭議性很高的政治活動採取謹慎拒絕的立場，應該不難理解才是。就好像兩位鄰居爭吵相殺，然後當中有一個一定要進到你家來解決，這時屋裡的人如果不願開門配合，這不是很正常嗎？有甚麼可怪之處呢？應該是那個想把鄰居拉下水的才是怪叔叔吧。

其實同理，這「開紅花」運動為甚麼不開進台積電、中信銀，不開進中研院還是故宮博物院？這些機構裡的人不算是公民嗎？聽起來如果很荒謬沒道理，倒扁總部想進各大學搞運動不會更有道理。

其實要進校園，也不是不可以，道理講的明白能說服人，事情自然都有得商量。可是如上貼所引，施明德所倚仗的道理，原來是他們已經成了良知的化身，拒絕他們進去就是良知被蒙蔽，全校師生就被打入「人性的廢墟」。倒扁的領袖原來竟以如此觀點來面對這個政治與校園交涉的問題，我想有很多支持反貪腐的人都要昏倒了。

這似乎不是一時的失言，而更像是他根本的思考方式，上次那一句「挺扁的人都是沒有靈魂的傀儡」也是在這種一紅二白的判斷模式下說出來的：因為我有理想，所以你不是為虎作倀就是行屍走肉。把「公民社會」一詞喊的震天價響的人，還用這樣唯心簡陋又陳腐的觀點來面對複雜的政治社會議題，這會是甚麼樣的「新公民運動」，真是令人不看好。

郭小嘉提到的形式：「由學生老師自主規劃研討活動、主動邀請倒扁人士」，這當然是另外一回事，不過目前的情況並不是如此。

先前不是有個「反貪陽光青年團」，我看就由他們來提出邀請好了。

p.s.
我的意見看來跟郭小嘉頗有差別，但絕無意冒犯，就是說說個人的看法而已，莽撞之處請多包涵，也歡迎繼續發言指正。

[郭小嘉]

據倒扁總部說，他們在台大是直接向二活借場地，台大現在把二活包給廠商經營，場地常常租給和學術完全無關的商展活動賺錢，只要廠商同意，倒扁總部就可以借場地，台大校方不能干涉。事實上他們已經借到了。可是校方似乎放話不歡迎。東吳校方也放話不歡迎。

我覺得放這些話，校方不是在作政治公關，就是腦袋有問題。

他們事實上應該說的更漂亮。他們或許可以說：為了大學的自由、自治和自學，只要校園自治主體學生和教授自主舉辦的演講或座談，校方都沒有理由干涉。但是如果是校外團體或人士直接租借校園場地，這屬於純粹租借場地的民事契約行為，和所謂活動走入校園云云沒有關聯性。

倒扁總部後來說，雖然校方不歡迎，只要學生邀請，他們還是會去。

[tucci]

現在的問題好像不是學生想辦活動，而是「倒扁總部」想進校園卻被校方與學生拒絕。對此施明德做出如下表示：「在一所大學，連一個良知都沒有的時候，他們暫不進入這座人性的廢墟，直到任何一個老師或同學的良知覺醒。」（來源：中時電子報2006.10.25【各校拒借場地給倒扁總部 施：大學仍殘存威權心態】曾薏蘋、朱立群/台北報導）。

不借場地就是「一個良知都沒有」，就是「人性的廢墟」，真是令人傻眼。學生們會對這倒扁活動保持距離，似乎不難理解。這跟前兩波「學運」參與者人數極其稀少的現象，倒是吻合的。年輕學生們到目前為止對這倒扁活動的認同度，似乎並不很高。

看來各校不是拒斥政治，而是在這政治的騷動中做出了自己的決定。施明德直接認定是「威權的遺毒」，老實說，可能快要證明他跟阿扁一樣不適合當個領導人了。

[picton]

郭小嘉，我很贊成你的構想，這也沒有偏離演講的性質太遠，但是問題在倒扁總部目前所喊出的「校園開紅花」好像不是這個意思。我懷疑你所說的這種性質的「演講」（或座談）是否可以滿足倒扁總部？或他們是否願意接受？如果只是這樣的規模，各大學校方大概不至於這麼排斥。我想，一般人也不會認為倒扁總部只是要在校園裡辦一場單純的座談或演講而已。

[郭小嘉]

對，這是新主題，之前我們在討論的是課堂，現在是校園，因為針對倒扁活動。上一篇我只在直接回應picton前一篇，所以針對的只是倒扁活動，也就直接跳到校園。

先打個插。如果我是大學生，為了讓活動變的更有思考意義，我會設定有意義的主題，比如說「紅潮作為一個社會運動的成敗因素」，我會同時邀請施明德、批判施明德運動但是贊成倒扁的親綠學者、反對倒扁但是支持施明德運動的學者、反對倒扁也批判施明德運動的學者來一起座談。現場會先播放學生自己去紅潮現場作的田野錄影。

我蠻相信大學生做得到這樣的活動。我也相信這個活動的規格做出來，同學們可以輕易比較出只邀請倒扁總部的人來演講的問題。

學生們真的可以自行思考、自行制衡、自行學習。

[picton]

郭小嘉：這問題終於開始有點釐清，是「校園」而非「課堂」，這跟我最始的主題不同。所以，我是進入一個新的主題。

其二，如果倒扁活動是向學生「申請」（譬如學生會或什麼的...），那麼這個機制要如何建立？這是我的疑問。是校方完全不過問，還是仍需校方的參與？如果校方參與，彼此的角色如何界定？權力如何切割？萬一生事，責任如何分攤？這些，恐怕都要有事先的溝通。學生是不是願意先簽下切結，一旦發生校園暴動，主事者需要如何因應和負責，得有一定的規章，總不可能隨隨便便開一大群人進入校園，馬上拉大了嗓門對外廣播。校園總是一個群體組織，有演講和活動，還是要有具體的規則和規範，而學生也需從這樣的活動經驗中學習承擔和負責，這也是一種相對的訓練和考驗。

從這樣一路過來，其實台灣人也不是嚇大的，不會聽到學生運動、倒扁便全身發軟，與其說「大人們」不願放手讓小孩搞活動，倒不如說學生內部需要有一個整合的機制出現，如何面對不同的黨派團體，如何搞定正反兩方學生的意見，如何不會球員兼裁判，如何不會只顧自己的立場而忽略了別人的權益，如何因應軍警的進入校園，如何面對家長的責難....，種種的架構如果設計健全，有了比較像樣的組織和遊戲規則，相信不會有太多人在乎校園內的學生活動。台灣的校園政治性演講以往其實不缺，如依法提出申請，多半都會照准，但倒扁活動眾所周知不是單純的演講，校方自然會有不同的處理和判斷。

有個簡單前提是，你准了這個黨派的活動，其他黨派跟進要求，你要如何處理？這是最起碼的疑問，不知郭小嘉能否給個答案？

[郭小嘉]

首先，我們在談的不是進入課堂，只是進入校園，也就是學生和教授自己在課外活動自主辦的演講。

第二，誠然政治活動進入校園要有相當規範，我們不可能會覺得純粹選舉活動在校園裡大幅舉辦是應當的。但是這個規範該由誰來討論形成，誰來執行判斷每個case，誰來最後決定，由學生的自主能力?還是由校方把關?

1.如果學生有自己的判斷能力：

反而更應該讓倒扁運動是否進入校園的決定交給學生自己，反對校方干涉學生邀請舉辦任何演講的活動。

2.如果學生需要培養判斷能力：

更應該由學生自己在自己嘗試錯誤中，自主形成判斷能力和自治能力。校方該放手讓大學生自己在嚐試錯誤中學習自己判斷、自己決定。

校方審核學生主辦的演講?拜託!台灣的課外活動組還在搞這種事?他們最多就不出經費補助活動嘛!但是可以拒絕申請場地和邀請的主題和來賓嗎?要是我還是大學生，課外組敢干涉，我一定會衝給他鬧大條的。

[picton]

終於又有了政治活動進入校園的爭議。這問題我在提出個人案例的第一時間即已想過，但沒有細想。我也是以往的激烈派，常常自問何以台灣的學生如此溫和，如此不問世事？那是八零年代的想法。那麼如今是否變保守了？這當然可以是個疑問，需要自我檢驗，但另外一個疑問則是，一旦徹底開放了，各方勢力皆要求進入校園，校方如何應付？未來如何維持校園安寧？社會是否容許？都是眼前的現實問題。

大凡政治爭執激烈時，弱勢的一方總會想盡一切辦法爭取輿論的支持，最後腦筋都會動到學生頭上，這也無可厚非。但眼前的現象是，即使泛藍、泛紅的家長，恐怕也不會同意讓倒扁活動進入校園，即使同意，也是有限度的。這牽涉了目前的主流民意，牽涉了社會對教育的認知，也牽涉了我們對校園政治的看法，包括長期科考制度的影響等等，在這一點上，其實不分藍綠紅，內心都有禁忌。這篇文章提出的美、英實例，究竟是普例還是鮮例，還有待查證。依照常理，即使在歐美、日本，對於校園政治活動，理當也是有一套規範的，不太可能讓你大搖大擺隨時登堂入室。為特定的政治活動緩頰敲邊鼓，當然可以同情理解，但所有的舉例也需經得起檢驗。

上世紀六、七零年代，由越戰所引發的反戰活動，校園罷課，嬉皮、搖滾、左派、禪學等等炎燒全美，甚至造成舉世的流行，這些我們曾是過來人，也記憶猶新，試問今天還有沒有這樣的土壤？土壤是個很現實的關鍵。今天即使執政者完全撒手不管（其實校園已經自治），恐怕社會也容許不了這樣的激情。當年美國的反戰活動，是由文人藝術家點燃，而從學生自發生成，並非由上而下的一種有目的的政治操作，這一點是很大的不同。反戰能夠醞釀為時潮，有其時代背景，「人命關天」是個必要的主題，整個從一戰、二戰、韓戰和越戰所匯集而來的對於戰爭的厭惡，也促成了人類對戰爭的反省，這些都不是區區藉「反貪、倒扁」所欲達成的政治目的所能比擬，若同理可成，以小布希目前在美國所受到的撻伐，也早該形成校園運動了，可惜還是沒有。那牽涉了整個時代背景與雰圍的不同。

倒扁活動正熾的時候，公視曾有一個「眾意院」的節目，邀請張富忠、楊青矗和另一位我已經忘了姓名的台大政治系教授與談，並有贊否兩方的觀眾參與。即使台上的來賓以二比一的比例傾斜於倒扁這方（張富忠和台大教授皆大力挺「倒」），觀眾卻各發議論，毫不留情。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註明為「台大學生會長」的女生為學生同儕所作的發言，她說她的朋友皆認為倒扁活動看來是一種「由上而下」的政治活動，與自發性的學生運動有別，因而難以吸引她身邊的朋友，他們看電視只要看到相關新聞都會立即轉台，還不如呼朋引伴去卡拉OK和夜店來得實際。這某種程度說明了不同的活動在不同的時機遇上不同的土壤所需面對的冷熱對待，它是現實的，也是真正的民意考驗。今天的孩子並不笨，他們有他們的分析系統，有他們自成體系的辨別能力，最主要的，是他們不想被操縱。一旦政治活動呈現出太濃厚的操縱色彩，我們的孩子不但不會景從，而且會嗤之以鼻。從倒扁活動失去菁英學生的支持，可以看出聰明學生其實洞悉了它的某種本質，而不是他們漠視或選擇疏離。阿公、阿伯級的倒扁活動負責人自以為知曉學生的內涵，而且常想下指導棋，其實是違背了學生潮流而不自知。

選舉將至，藍綠雙方各為其生存而拼搏的戲碼正在上演，媒體的焦點已經轉移，倒扁單位為了延續生命而推出的左右開攻（如象徵性地打國民黨黨產），已經來得太遲，它讓人看到太多的政治算計，卻始終欠缺理念的著墨，會落入目前的窘境，也是其來有自。它現在唯有期待陳瑞仁的報告來起死回生，但它從左右逢源到變成左支右絀，是否還能由前進校園、得罪泛藍勢力的糾纏中脫穎而出，顯然還有很大的考驗。本質上它與現實的政治利害、恩怨牽連太深，在形勢轉衰時才想到校園這一著棋，前後的顛倒已經犯了學生運動的大忌，要想激起學生的共鳴，我看難上加難。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0,3546,110514+112006102500303,00.html
2006.10.25　 中國時報
政治進入校園 怕什麼？
黃崇祐/台灣青年智庫學會理事長

[picton]

把湯婆婆跟巴茲大搞混了（明知誤犯），實在拍寫~

我從一開始至今所提的仍是一個簡單而模糊的想法-「教育中立」而已，我的學力有限，也沒有講得很清楚，不過看到舊報紙上的若干描述，倒是印證了這個想法。

「中立」本來就是個複雜的概念，自有人類以來，便沒有絕對的「中立」狀態，可見中立之難，但是「難」並不表示它的提倡和規範沒有意義，因為現實裡有此需要，也只能勉為其難。關於「教育基本法」中的中立和家長監護權與受教權的關係，這兒也有若干報告可看，雖然它似乎重複了我先前所引的一些項目。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6/new/sep/14/today-fo5.htm
老師帶學生上凱道 引發爭議

http://www.sinica.edu.tw/info/edu-reform/farea8/j17-18/08.html
教育基本法的理念分析
李國偉／教改會第二十次委員會議委員報告

（此報告中的「教育的中立性」、「父母的教育權」與「教師的專業自主」是鼎足而三的教育要點，簡要說明了我的所感。我以為這三者看似相互抵觸，其實互相援引，並非只是消極的限制。不過這裡所偏向的仍是未成年孩子的教育問題，與已屆法定年齡的大學受教權多少有些出入，特別是在政治指涉方面。）

[Buzz]

謝謝湯婆婆的雅意，但請原諒我只能有一搭沒一搭。

決定如何規劃、設計不同階段的課程結構，或基於哪些理由推動專業相關議題的研究，或規劃哪些相應的研討或合作活動，自然有些不全然是基於專業知識上的考量。這裡先談點我個人接觸、瞭解所及，比較大一點的外部框架。

比如說，近十幾年來，台灣的經濟產業面臨轉型，要從勞力密集向創意、資訊、服務的方向發展，過去以聯考定江山的甄選方式，比較重填鴨式的、一科一系的課程設計，也慢慢地跟著轉向。就大學的入學管道來看，現在在指定考試之外，尚有推甄入學、申請入學等比較看重個人特色、專長的途徑；講堂或課室中的活動，也比較強調或重視師生間的互動、討論；學生的自治組織已經法制化，社團活動的自主性更高，也受到比較多的鼓勵和保障；成績評量方式已經少見選擇、是非題的考試，而變成作業、報告；專業學程、輔系或雙主修，也可以成為一科一系之外，一名畢業生在證書上可以顯現的註記，將來甚至還會推動大一、大二不分系。同時，學生們有關課程教學意見調查的結果，也成為了評鑑老師教學成效的參考指標之一。

又比如說，最近十年，教育主政單位或科研獎助單位大力推動「國際化」。學生被鼓勵或要求學習更多的外語，以往的英文現在已經不是上上幾門必修課，及格就算過關了，還得參加全民英檢或托福考試取得認證，始得畢業。英文之外，則有第二外國語，也必須經過各個國家在台的相關語言或文化中心加以認證，達到一定標準才算數。學生在校時，也有更多制度管道到各個國家當短期交換學生的機會。老師這方，不論是以個別或集體方式，則被鼓勵或要求以英文或其他外語開設課程，以英文或外語寫作論文投稿國外期刊，或參加國際學術會議、國際學術組織，或與國外重要大學、學術單位簽訂人員互訪、資訊交流等具制度意義的協議。同樣的，這些東東也都可以量化，逐年被列入學校整體評鑑的重要指標項目，並且決定日後學校所能取得營運預算的具體根據。

像這類大的政策，大概也對專業相關議題的研究方向、合作對象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而上述比較具結構性意義的變化，大概就比較不是站在某一學科知識專業的本位上所能夠主動想像，或採取單方面作為的，相反的，多數時候，它們比較像是為了因應大環境的變化、需求，所採取的一種配合措施（當然，因自身需求而採取主動作為的也所在多有）。而其重要背景之一，可能和台灣面對的國際競爭環境日益嚴酷很有關係。十年前入行的一位大學教員，因為任用的法制條件不同，也許還可以悠哉游哉地以「涵養學問」為名，繼續「山中無甲子」的歲月，或者等而下之存心抱著鐵飯碗、躺著幹、跑野馬享受清名令譽。但這種「太平歲月」很快就要消失了，大學將來要法人化，大學教員的去留和大學的存廢大概慢慢都得取決於量化的績效了。

上面這樣寫，似乎有點偏離原題。不過，細細想去，要說全無關係，大概也不盡然。無論如何，這也只算是拋磚，還請大家多進益。當然，這裡也沒有deadline逼人什麼時候交卷，大家請各隨步調盡興慢慢聊。我呢，也照例要寫完一小段就腳底抹油，走路兼交差去。呵～

[tucci]

這位會寫信又有時間讀書的老師， 信中引用了蒙田提到羅馬皇帝Elagabalos的荒誕故事。先不論寫這個給阿扁的用意是甚麼（講這個太無聊了），倒是有一點有趣的東西值得一提。
這位Elagabalos是在政治鬥爭中死去的，關於他的史料，大多都是他的政敵或與政敵親近的史家所作，當中污衊荒誕的紀錄，影響了他在歷史上的形象，把他變成了荒淫昏君的化身。蒙田所在的年代，也還沒能從這種歷史扭曲中走出來。但是現代的史學研究，已經能擺脫這種歷史政治的扭曲。拉丁文有個詞，叫做damnatio memoriae，就是指在把政敵打死之後，把對他的一切正面紀錄都銷毀，讓他消失的無影無蹤，不但殺人，還要殺他一切的形象，這位Elagabalos就是倒的這種霉。
詳細的研究與考證，這裡無法實現，這得花不少時間。不過有趣的倒是，這位老師可能以為引用蒙田是一種高尚正直可靠的材料，卻不知道蒙田背後的這些史料，其實沾滿了跟他此信類似的用心。冥冥中似乎真有某種道理、某種秩序啊。

ps.原本蒙田都打成「蒙恬」了，經明眼人提醒，現在改過來。

[picton]

剛剛看到《聯副》的這篇文章，算是小學課堂內（我不確定它是不是小學）的另一種民主版本，課堂內的老師在阿扁尚未被法律定讞之前，便引蒙田來倒扁，這種「反法治」的思維是否值得自我標榜，頗值得思索。它跟我所引的大學實例相近，都是依教師的個人主觀來臧否現下的政治現象，缺乏客觀的準繩，卻擁有主觀的權力，在受教權上其實不盡公平。依監護人與孩子的關係，家長如果出面杯葛這樣的教育內容，當老師的要如何自處？至於家長是否有權置喙老師在課堂裡的政治私見，可能還有一些「教育法」的層面可以思忖。若依個人的主觀認知，課堂裡的政治私見如果操作過當，其後果遠比體罰還要嚴重。體罰有時只鞭笞了一個孩子的皮肉（雖然也會傷及內心），政治私見則可能歪曲了孩子的心靈，戕害了未來主人翁的民主教養，這種禍害，我們都是過來人。由於各派的老師皆自認為是在從事正當的民主教育，而其言論又沒有一個恰當的仲裁人，因而「教育法」會有教師需要維持「教育中立」（與「學術中立」應該有別）的規範，當是其來有自。左派、右派、紅藍綠派一旦都堅持自己的政治見識為正解，課堂上的紛亂自然無以復加，這是立法的主因。而離開了課堂，與自己親愛的學生私淑意見，大發議論，糾舉腐敗，都是理所當然的民主權利，不但不應限制，而且要相當地鼓勵，這是我們都知的道理。

還要聲明一點，此處一再批評對阿扁的「無罪定讞」，並無意迴護特定的對象，而是一仍幾個月以來的觀點，維護那個憲政體制而已。

此外，報紙副刊每每在特定時機「偷渡」符合自己報社立場的文章，我也是不恥的，雖然它沒有觸犯法律，也沒有抵觸所謂的報業規範。

http://udn.com/NEWS/READING/X5/3568631.shtml
蒙田寫信給阿扁總統 【聯合報／瓦歷斯‧諾幹】

[picton]

很高興看到巴茲大把這個話題做成專題，但是經過幾日思索，我好像也還沒有新的感發，依舊停留在家長的角度在想這些事情，實在很不長進，我想還是有待各方先進來增益這兒的見識，豐富它的內涵。我仍然還沒解開那個問號---如果我是坐在課堂裡的那名學生，當我自覺受到「侵犯」時，我該怎麼辦？是一走了之嗎？或訴諸於校園法庭？或乾脆轉修？或兀自吞忍，自認倒楣？或當場發飆，與老師對幹？或在學校拉白布條，進行校園靜坐示威？當然，也可以粉飾太平，當左耳進右耳出的耳邊風~

據說施明德打算將倒扁運動推進校園，進行「校園紅花」，這雖然與我的「課堂民主」本題無關，卻是相近的議題，值得觀察討論。

[Buzz]

Posted by: October 19, 2006 at 10:56 AM

我雖然認為在大學的講堂中，師生之間能夠就與課程專業相關的當代、切身的社會政治議題或爭議作作討論頗具正面意義，但不知道是不是學科或領域的特性使然，自己事實上卻從沒主動這麼做過，也少見朋友或同事嘗試。我不清楚其他專業領域的課程要求、學程設計，或其他朋友的具體作法，只能就自己接觸的範圍講講可能的原因。

一般說來，在大學裡，一個系所的課程規劃大概分三大階段，基礎課程、進階課程和高階課程。

基礎課程一般是大三以下的大班課、必修課，以老師的講授為主。通常，按進度照表操課，作完簡單而必要的說明，已經沒有太多時間再作即席討論。講堂之外的進一步討論詢答，在制度上，則有助教、Office Hours和數位平台幾個管道。助教協助就專業相關的資料提出指引，或就文獻閱讀時所遭遇到的基本問題提出釋疑；Office Hours則就助教不能處理的問題，由授課老師作一對一、面對面的進一步處理；數位平台，則比較自由，學生可以上網提問，要求回答；老師也可以設定專業相關議題，要求討論、作業。一般說來，基礎課程的師生互動比較生澀，問題也多在助教這一層就處理完峻。Office Hours或數位平台的利用率是偏低的。這點，除了我個人長得不甚友善、平常不大有時間和同學哈啦扯淡，以及教材的內容、運用的媒介比較死硬等個人因素外，可能和大三以下同學的課業負擔（我指的是每學期應修學分數的下限比高年級高），對認真的同學來說，事實上已經相當不輕也有點關係。

當然，數位平台是一種新可能，不過，目前大學裡運用數位平台輔助教學互動的作法還在推動階段，我個人的觀察，人文社會科會這一塊領域內，除了少數和商管、數位媒體關係較大的科系，能夠利用數位平台的師資比例還是相當地低。主要原因之一，大概和數位教材資料的建置耗時費工，比較仰賴集體工作，很難在短期內搞定，而目前在位子上的幾個世代的人文社會科學的師資過往又多半缺乏適當的訓練，不那麼嫺熟怎麼操作數位媒體有關。將來會不會因為主政當局的鼓勵措施而有哪些變化，也還看不大清楚。

此外，大三以下基礎課程的設計，未來可見的趨勢是打破目前的科系界限，從跨學科的角度作出整合學程，因此，不同專業間的橫向聯繫、合作也會更為重要，同學的選擇固然更多，但也勢必得為自己負起更大責任。而不同專業的師資也必須離開自己的本位，就合作對象的專業作適度的瞭解和溝通。這類制度上的改變會對講堂、課室內的活動產生哪些效應，現在也還難評估。

進階課程一般是大三以上大學部同學修習的中班課、選修課，老師的講授和師生間的討論是可以相輔的。但基本上專業相關文獻的閱讀和專業基本課題的討論往往仍然佔據講堂中活動的絕大部分時間，如果能在講授之餘充分討論完進度內規劃的專業相關文獻和議題，一般來說就要偷笑了。當然，站在與其進而黜其退的立場上，給出文獻、課題份量的多寡，以及課後作業和報告的要求，通常也得以認真的同學所能負擔的上限為基準作考量，想灌水稀釋打發，至少我個人覺得是不大負責任、相當浪費時間。整體說來，以目前上課時數的規範來看，講堂內的活動事實上很緊繃。講堂之外，Office Hours和數位平台的互動管道如上述，利用的情況，則稍稍好點。所謂好點，則是指同學提問的情況會多一點，但不能說到「踴躍」的程度；作業、討論的品質也會較低年級的同學更好一些。

高階課程一般是研究所內的小班課，師生間的討論是主體，但在我這個專業內，除了極少數的個別課程外，題目一般都很冷，要熱起來，得靠咖啡，硬要牽拖到當代、切身的社會政治議題，拿來當教材，至少在我這個領域的課室裡會非常非常地勉強、不自然。事實上，在少至五、六人多不過十人的課室中，一個上午或一個下午，有時差不多就是處理幾頁材料，有時則有份量不輕的研究文獻必須討論，離開文本的空間非常之小。這類課程的Office Hours是一定得有的，但是隨機的，約好了就討論，時間也不可能長，題外話的空間因為彼此都忙，所以泰半也僅止於噓寒問暖而已。

講堂、課室之外，則有讀書會，這是一群有共通興趣的師生、研究人員就閱讀特定課題的文獻定期舉行的聚會。在這種場合裡，提出和當代、切身的社會政治課題或爭議不是沒有，但通常也都與專業相關，不論是報告、提問或回應，主要的力氣也用在釐清討論對象的相關細節和論證的過程是否恰當、合理上，像如何處理爭議或研商對策這類的作法，我自己是還沒遇過。有時候參與的朋友、同學就與所讀材料相關的當代、切身的社會政治爭議發發牢騷，或提點自己的感受，倒是有的，但多半不那麼嚴肅、認真就是了。

至於如何規劃、設計不同階段的課程結構，或基於哪些理由推動專業相關議題的研究，或規劃哪些相應的研討或合作活動，和講堂、課室內是不是能帶入當代、切身的社會政治議題或爭議作作討論也有些關係，但那是另一堆複雜的問題，這兒就不先作處理了。

寫到這，我也要先告個假、道個歉，得搞自己的事兒去了。

[Buzz]

Posted by: October 18, 2006 at 10:05 PM

我先表達一點個人的看法，然後再看看可能引發什麼問題？

我個人覺得在大學的講堂中，師生之間能夠就與課程專業相關的當代、切身的社會政治議題或爭議作作討論其實是好的，頗具正面意義的。但如果師生之間都有默契，除了專業文獻外，我們其他的東西都一概不談（儘管這在操作上或實務上不大可能），那就另當別論，同時也應當予以充分尊重。

我之所以認為這類討論是頗具正面意義的，有兩點理由：

一、從授課技術的觀點來看，這類題材因為切身、鮮活、具體，易於引發關注和興趣，適當、謹慎地就專業觀點面對、處理、分析，或研討對策，不但可以讓課程的進行更具趣味，師生在知識上也更可能教學相長，容易有「學以致用」、學到活知識的意義感和成就感。

二、從我個人對大學任務的期待來看，假定我們的大學是以培養專業的公民為目標（先不管事實上做不做得到），那麼，這類各就專業，對相關公眾事務或爭議進行的討論，便可以是已屆成年的大學生從事自我公民訓練，或培養公民意識的大好機會之一。

當然，這類在講堂中進行的討論，不是anything goes的，相反的，它必須在適當的明文規範（或制度環境）和師生之間一定的默契下進行。原因有幾個：

一、師生之間權力關係的不對等，儘管是人盡皆知的既成現實，但在制度上往往被注意得不夠。老師一旦踰線濫權，而學生又沒有適當而有效的救濟措施或管道以資制衡時，那麼，可以想像，老師的教學品質和學生的受教權一樣，是很難不玉石俱焚的。

二、師生之間對於雙方論證、說服、提問、回應的形式、態度，必須具備一定的默契和瞭解，也就是雙方開放的心靈和足夠的互信，而這類默契和瞭解是靠操作逐漸潛移默化形成的。這樣講似乎很玄，但它卻的確是教學相長的基礎，要靠裝，裝不來，事實上也裝不久的。

我先講這一點個人的粗淺看法，未盡或有誤之處，也請大家幫忙補正。謝謝先囉。

PS.
剛剛矇著頭趕著寫，網頁也跟著停格，沒看到tucci的新貼。事實上，好些看法，tucci已經先發，也寫得很清楚。增贅的部分，就請大家一體擔待了。

[Tucci]

Posted by: October 18, 2006 at 09:07 PM

不好意思回的遲了。
還是先跟客人打個招呼，歡迎來聊。

先引一段胖胖腳說過的話：「每個學科有自己自圓的客觀性和真偽判別標準。我也不相信有所謂的價值中立還是學術中立，Max Weber只說過價值自由，沒說過價值中立。但他也說過一句話，沒有價值中立這件事，不代表學者可以放棄對於事實和客觀性的追求，歷史學、社會科學、甚至全科學有沒有學術中立這件事，和歷史學、甚至科學能不能淪為政治力的奴僕，隨各種價值目的而扭曲，這完全是兩回事」

其實「學術中立」一詞本也是有點怪，因為這更像是政治角力時才會出現的概念。然而這個政治力的干擾，也許從學科本位出發來面對，才是正本清源之道。

所以如果照我想像，也許不要說「學術中立」，而要說「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或像上引言中所說的，要主張「歷史學、甚至全科學不能淪為政治力的奴僕，隨各種價值目的而扭曲」、或主張「學者不可以放棄對於事實和客觀性的追求」。

這裡說的「客觀性」，當然是不受政治力影響的客觀性。郭小嘉雖然在所提示的第一、二點裡懷疑了這一點（如果我瞭解無誤的話），我卻還是樂觀的覺得這種客觀性是可能的---在人力範圍之內，即便不是絕對。

至於專業與政治時事的分界，我也相信是可以清明建立的。有人一定要混著搞，只代表學術不上道，不表示此事原則上不能被分清楚。其實大學講堂上應該進行的事情很多，在課堂上專心講學並不代表不關心時事，下了課要去挺扁還是要去圍攻，要怎麼關心都可以。基本上這只是一個場合與專業工作的紀律問題。就好像醫生看病，沒有必要問病人是藍是綠，委託代書買房子，也不必問他支不支持宋楚瑜。即便是政治學的討論課，討論的進行也可以圍繞在政治學理上，而不是顏色是非的爭辯。

所以我的想法，最後用白話來說，理想的課堂上沒必要談政治。如果要談，也應該是專業相關與需求，而且討論的進行是按本業的規則與目標來，而不是順著報紙的鬥爭。詳細的實例，按原則類推，就不繁舉了。

這個自然只是一偏之見，是響應blah精神的「各言爾志」，不是要想說服誰，僅供觀賞，歡迎繼續指正。但我現在要繼續去走路了，回頭再聊。

[Xhong]

Posted by: October 18, 2006 at 06:57 PM

這個話題我也還沒細想，對政治的概念似乎也還局囿於某種慣性的概念。
但粗劣的想一下…。課堂上離開本義、講起政治議題是不妥。但校園裡講政治，如就「政治者眾人之事」這基本立場來看，似乎沒有理由去禁止這樣切身的事情吧？

然要定義怎麼樣的政治立場可以講，什麼的良心善意可以講似乎不容易。我同意郭小嘉的說法…那ㄧ個教師在課堂上講政治不是自認站在正義良心的一方？

將政治話題視為禁忌或需要撇清，這樣的普遍想法在台灣，我看是有其歷史時代的背景因素吧。從早期的禁若寒蟬、口號唯諾到現今的校園去政治化。我看都是兩極的怪現象。我們的孩子就是太缺少這樣民主政治擂台打架的經歷，才會離開學校進入社會依然一副懵懂。

因此我認為不是不可以講，而是如何陽光化、公開化、事證化、理性辯論…。要如何做？什麼是普遍應該認知的基礎？這些我不懂。也希望有人、有政治學學養的人參與這個話題。

[Buzz]

Posted by: October 18, 2006 at 03:37 PM

我先來簡短回個話。

非常謝謝郭小嘉的回應。實在不好意思，前頭所貼，充其量也只算是草率地起個頭、拋個磚，如您所見，這裡頭可以繼續細究的議題的確不少，但對還沒找到線索，也尚不得其解的我來說，我更樂意多看看大家的討論，也順道從大夥這兒學學步。至於接下來能不能和大家一塊兒溯流而上，老實講，因為個人時間和精力實在有限，我真的沒有把握（尤其是時近歲末，左支右絀的這個節骨眼兒。當然，tucci的狀況恐怕比我更緊繃）。所以如有回應不及，或有一搭沒一搭等其他失禮的地方，要先請大家多多擔待。這裡，也要一併謝謝xhong大和picton大的雅意。

[Picton]

Posted by: October 18, 2006 at 11:53 AM

我附議xhong大的想法。這問題大概不會只有一個答案，而且可從多種面向、角度看到不一樣的視野。政治性的現象本來就不易有絕對性解答，所以撇開這樣的期待，反而會有脫離二分法的析解。我還沒空細想，等回來再加入討論。Blah的杏壇網友應該不少，若能集思廣益，會是很有意義的事情~

[Xhong]

Posted by: October 18, 2006 at 02:09 AM

巴大
這個關於課堂上講政治的話提有意思。皮大、Tucci、巴大、郭小嘉之間的延伸令人看到進一步的對比。是否該拉出來做個專題啊。

[郭小嘉]

Posted by: October 18, 2006 at 12:18 AM

>> tucci: 至於在課堂上夾帶政治私見，還是要回到，這個「政治私見」是不是在自己的本業上能站的住腳，是不是出於專業的良心與必然。如果是，像巴茲說的那些從前的例子，這我覺得是無損於學術的。但如果不是，而是老師個人的省籍、政治認同的傾向所至，這就沒有甚麼好說的了。

巴茲對學術中立的無情追索好極。tucci的回應也很好，雖然是更暴露了判斷學術中立的困難。

1.出於省籍和政治認同偏見?

在演講堂上宣傳某種政治理念的老師們，大概沒有人會覺得自己是出於省籍認同或者什麼偏狹不客觀的政治認同。相反地，我甚至可以說，每個在作政治理念傳達的人都認為自己很客觀，是出於良心的不得不講。同樣地，自己再怎麼自認為客觀良心的言論，都會有人指控出於省籍和政治認同。

2.基於本業，出於專業的良心與必然?

基於本業這個原則倒是可以操作化。不過每個人大概都會自認為出於專業的良心和必然非得把自己的專業戰線拉長，多說一點話不可。教政治學的大概可以指東打西，政治話題最廣泛。教中國政治史和台灣政治史大概話題也可以很廣。雖然比較納悶的是在國小和國中教社會科學和公民的老師到底算不算有批評政治的專業?教理工的大概也可以批評相關法令和建設的問題。教建築的可以批評非關建築的政治議題嗎?

話再說回來，人文社會科學作為一種具有神秘整體性的學科，尤其在討論政治事務時，更為重要。以本業和專業來區隔政治話題的許可性，恐怕是遏制了人文學術的整體性。

再者，巴茲所謂解嚴以前在課堂上批評國民黨的，很多都不是有專業的良心教師，那怎麼辦?

3.以民主化前後作為一個區隔的分水嶺?
這很難不讓我聯想到一些保守的網路獨派最近批判紅潮不守法的論調。

[Tucci]

Posted by: October 16, 2006 at 04:43 PM

最近實在很吃緊，不是很能上來多聊。

我的想法比較接近picton，「學術中立」是指學者不應利用自己的學術研究、學術活動來為政治服務，但他個人的政治意見若在非學術的場合發表，或許就沒有「學術不中立」的問題。

其實學者未必應該戴上甚麼偉大的光環，那不過就是一個專業性質的職業而已。關心「學術中立」與否的問題，我覺得應該還是回到學者的學術本業來考慮，就是希望學術的研究不要淪為為政治而服務，而能有真正的研究精神與健全的價值判斷。

但是當時批評李遠哲「學術不中立」的人好像關心的並不是學術的良窳與否，而只是藉這個帽子來作一點政治打擊。從這種角度來關心學術中不中立，已經是政治鬥爭的一個外環，並沒有甚麼意思。

而且學者從政本來就是很正常的事，例如各部會首長、立法委員也可能同時具有學者身份、同時繼續在專業領域發表，這都不直接表示學術不中立。判準只在於是否違背本業的信念準則良心，在本業上為一個特定的政治勢力服務。

至於在課堂上夾帶政治私見，還是要回到，這個「政治私見」是不是在自己的本業上能站的住腳，是不是出於專業的良心與必然。如果是，像巴茲說的那些從前的例子，這我覺得是無損於學術的。但如果不是，而是老師個人的省籍、政治認同的傾向所至，這就沒有甚麼好說的了。

[Picton]

Posted by: October 15, 2006 at 11:52 PM

巴茲大：

關於一的問題，因為我向來自學，不太有課堂上的問題，所以這方面體會不深。我對賀佛爾的身世之所以激賞，是因為我與他的學習過程有些雷同，多是通過書本、現實，而不通過實際的課堂和老師。我的政治見識幾乎全來自田野，因此與課堂無關。至於二、三，我以為也跟課堂無涉，而是理念的差別，從這兒我發現我們之間討論的癥結在於「場所」，即「課堂」與否。課堂以外的政治討論，我是全無異議的，因為那是人與人之間的共識自由，而無涉於他人的民主權利（沒有侵犯到不同意見的同學的人權），此事應該易明（吳京與李遠哲的爭論並非在課堂）。

而我相信，我之前援引教育部列的「教師規範」所著眼的，也大體是課堂內的準則，而非一網打盡。若是那樣，才真是可怕哪。

要去忙兒了，明天見~

[Buzz]

Posted by: October 15, 2006 at 11:31 PM

Picton大,

謝謝您的有益提示。我的問題，除了源自您早先所提，也因自己的切身經驗和所聞所見而起。一、是回想起自己大學時的就學經驗，如果當初沒有那些老師們在講堂裡斗起膽子「跑野馬」，不知道明日之我會不會比今日之我還混蛋？二、是自己晚近幾年和友人聊天時彼此間不期而然的「共鳴」，比如說，遭遇關乎當代、當身的問難時，你給不給說法？你的底線在哪裡？三、2000年大選，前國民黨政府教育部長，中研院院士吳京大呼中研院院長李遠哲「斲喪學術中立」；2006年倒扁活動中，前扁政府教育部長，中研院院士，現任中研院副院長曾志朗則選擇「與人民站在一起」，這些說法何由而起？此間分際又究竟何在？類似的問題，事實上，在幾週前與國外友人的聚會上，也重新被提了出來。我同樣沒有現成的標準答案，只能說是邊走邊瞧。

[Picton]

Posted by:October 15, 2006 at 09:52 PM

巴茲大，這問題的討論有意思。不過得重回我舉的前例。我不想成為網路爆料者，所以只能略述一二。這位老師教「中國哲學」，常常在課堂上舉現成的政治人物來印證哲學論述，譬如拿「黃光國」來套某某她認為的好的哲學，拿「陳水扁」來套禮義廉恥的惡例等等，依此類推，不勝枚舉。我想她會引起學生的強烈反感，應該立場相當顯露才是（比如倒扁），我不在課堂上，沒法說得詳細。

這事情也可以依兩方面討論，一個以家長的角度，一個以政治好惡。以家長的角度，我希望老師在課堂上的政治私見能免則免，尤其涉及「推銷」時更是如此。政治議題究屬課程內容、理念勾勒或有名有姓的臧否，其實應該不難辨別。我覺得如果只在理念範圍內探討，即使有個人好惡，大部分學生也都會不以為意，但是一旦列舉實例，而且是眼前的爭議事件，那當中的尺度拿捏便要十分小心。現在的孩子，在家裡已經有一套政治概念的養成，老師想再以「師尊」來強加特定的政治思想，其實已經不是那麼容易。台灣的孩子一般來說都比較溫馴，但也因人而異，有的孩子對政治比較冷感，說什麼都好，有的則比較敏銳，容不得一點點「人權」的侵犯。我想西方的孩子如果聽不滿意，或自覺遭到侵犯，是會翻臉的（或罷聽）。而從政治好惡的角度，我以前或許會希望老師在課堂上反擊不當的言論，但隨著民主越來越演進，我漸漸傾向於兩極的灌輸（指刻意或蓄意的指導）都盡量不要進入課堂。以前我們是反專制極權，現在是民主時代，理當有不同的作法和思維。至於未來有什麼演變和因應（譬如被逼進共產世界），自又另當別論。

我以前也在高中教過書，時間不長，但是居然維繫了幾十年的師生感情。我的學生中各種黨派都有，難免有激烈的，也有溫和的，我卻不能因為激烈的學生傾向於我的政治立場，而在公開場合忽略或打擊了政治立場與我相左卻溫和的學生，這是我的原則。雖然後來有些溫和的學生終於漸漸瞭解了我的政治取向而難免疏遠，我也不以為意，因為那已經無關於我的作為，而是自然生成。這當中的變化和拿捏並不容易，但我始終覺得「人」需要高於政治，沒有什麼是比「人」的本身還高的，只要維持這樣的原則，無論朋友、學生，即使一時失去，心也不會跑遠的。或許你會覺得我鄉愿，但我確實是長此以往而維持著我內心的平坦。

這事並沒有絕對的答案，我想還是值得大家集思廣益，慢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