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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ober 21,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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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s

tucci

feiting:

那些文字是先前情境下的產物,話題對我來說已經斷掉了,而且當時可能已經不知所云,現在勉力為它們分說,果然也只是自愚誤人,所以只好跟妳說聲抱歉,還是就此打住吧,此刻我的心思並不在這些問題上。

如果對Pfeiffer那篇文章有興趣,在這本書(http://worldcat.org/oclc/73628818)的159-174頁。預祝有所得。

feiting

謝謝Tucci的回應。

呵呵,我想我也談得太快了,讓你誤會了。在你談完人文主義與科學化的緊張關係之後,下一段你提到『不只「人文主義」是一個價值建構,「科學化」了的人文學術,一定要說的話,也只是一個「建構」而已』,所以我的理解是,你認為人文主義被「科學化」批評為拿一把外來的量尺來面對古代文化,但你認為(這是我的理解)「科學化」也同樣只是拿一另把外來的量尺來面對古代文化。這是為什麼我以為你把「科學化」解釋為「拿另一把量尺來面對古代文化」

你提到說你其實是在一個大的脈絡下 — 關於Rudolf Pfeiffer對十七到十九世紀的發展之討論 — 去談人文主義與「科學化」的緊張關係。是不是可以請你多談談Pfeiffer所提到那個時期的學者們所認為的「科學化」是什麼呢?用「科學化」的方法研究古代文化之利弊何在呢?後來的人(20世紀)又怎麼看待當時的所謂「科學化」方法?

但我其實最好奇的還是,你怎麼看待讀書與研究之不同?對你而言什麼是讀書人?什麼是研究人呢?為什麼這兩者會分離呢?

tucci

feiting, 我想應該是我寫的很不清楚,以至於讓妳有所誤會。我原本說的是:

「不過這種價值取向的看法(=古典主義、人文主義),從「科學化」這邊的眼光看來,是拿一把外來的量尺來面對古代文化的基本事實」

很抱歉我的表達不是很清楚,不過這裡的意思,是說科學化的人文學術,對較早的價值取向的古典主義的批評,說那是一把外來的量尺。所以我不是說『科學化是「拿一把外來的量尺來面對古代文化」』,其實剛剛好相反,那把外來的量尺是人文主義。

此外,我還得繼續抱歉,因為我說的這些討論不是現代的,而是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的發展,背景是Rudolf Pfeiffer的一篇大文。這兩者之間我並沒有採取立場,對我來說,那是這個學門內部許多事物之所以是現在這個面貌的歷史過程。史上由於這樣的立場相左,有過不少有名的爭論,比如Hermann與Boeckh的爭論,Nietsche與Wilamowitz的爭論。這些爭論現在看來,都還是很有意義。而且這兩面其實是很難分別的。Nietzsche的古典學也有他專業的獨到的貢獻(比如他在希臘格律領域裡的發現),而提倡「古代科學」的Wilamowitz,同樣有他精神情結的一面(比如他註解Euripides的Herakles)。

我如果抱怨讀書的不自由,只是私人性質的生活的感覺,純粹只是我沒有時間多讀小說與雜文而已,跟學術研究關係不大。現在的學習者/研究者該採取什麼態度,我也只在摸索當中,並沒有什麼堅定的想法。至於這個「隱約的連結——把讀書與人文主義聯繫起來,把研究與科學化聯繫起來」,也許很有趣,不過不是我文字的意思,也不是我真正的想法。事實上好的研究者的作品,對我來說至少跟小說一樣有趣,我對以非常科學的態度進行的人文研究,同樣是抱持很高的敬意的,比如上面的Fraenkel;事實上我的書架子裡絕大多數都是這種書,比小說多的多。我真正想對立的,是「自由的讀者」與「學院中的學術工作者」,而這不是評價高低的問題,只是生活與生涯的選擇問題而已。這個對不自由的抱怨,不是對學術的批評,純粹只是因為我很累了。

其實Jaeger是個有點模稜兩可的人物。他在威瑪時期與納粹時代提倡一種「第三人文主義」,想從一種價值提倡的角度重新詮釋古代遺產(而跟他的老師那一輩的古代科學有別),這個「第三人文主義」常常被聯想為對第三帝國的文化政策的一種呼應。學界對他的巨著「希臘教化」(Paideia)的評價好壞差別很大。Jaeger後來也流亡了,雖然他不是猶太人,實際原因不太清楚,不知道是不是跟太太有關。但他流亡到哈佛之後,他原先在德國執學界牛耳的那種光芒就消失了,基本上也沒有再提出重要的研究。

只是澄清與補充我的意思,可能沒有回應多少妳的意見,不過雖然如此,妳指出的問題我大多也都覺得很同意。

feiting

Tucci,

我很喜歡你這個風味廚房,常常過來看。但平常學期中實在太忙了,沒能即時回應你這篇有趣的小品文,關於讀書與研究之區分。我覺得你這個隱約的連結——把讀書與人文主義聯繫起來,把研究與科學化聯繫起來——非常有趣。但同時我對於這樣二元對比的方式去看待「做研究=科學化」有些保留。也許有許多地方是出於我的誤解,請不吝指教喔!

你提到說科學化是「拿一把外來的量尺來面對古代文化」,但在我看來,做研究反而是去解除你所謂科學化的最佳途徑之一。我的意思是,至少我所看到的「研究」,都在致力於解除所謂的用同一把外來的尺來度量我們所面對的texts。每個所謂的研究者都在致力於提出一個不同於那把「權威的尺」的觀點,當然你也可以說是致力於建造「另一把尺」去重新理解,或者詮釋,或者還原我們都不曾經歷過的texts/古代文化等等。

比方說可敬的亞里斯多德學者Jaeger將亞里斯多德的作品劃分為幾個時期,並指出早期作品仍然受到柏拉圖相論的影響,中期之後的作品則已走出柏拉圖的陰影。這個「假說」支配整個亞氏哲學研究將近一整個世紀,包括在台灣許多人仍然奉持這個解釋,視之為真理。但這幾十年已經有許多「研究」挑戰這樣的觀點,無論是從古代以阿拉伯文保存的文獻上或從哲學思想的連續性與容慣性來看,去指出亞里斯多德其實很可能是一邊教學又一邊在重複地修改這些講稿。例如當代學者Burnyeat指出單單形上學第七書就有許多段落顯示出是後來插入的修補進來的。目前這已經被學界廣為接受,盡量必免用一種「系統」的角度來詮釋這些亞氏texts之間的關連性,因為這需要比較多的假設,而寧可採取比較保留的立場。

反觀之,如果用一種所謂自由自在的閱讀態度,反而不易發現自己其實已經接受關於該texts的種種假設。比方說用人文主義的方法與態度去閱讀,這其實也是在透過某一把無形的巨尺去看待這些古代texts。在閱讀的同時,自己其實也已經接受許多人文主義關於閱讀古典文獻的種種假設,比方說先假設古代的經典就是偉大的,假設我們應該要保持著一種嚮往的態度等等。在這個意義下,人文主義也不過是所謂科學化底下的一個ramification。而科學化這個惡魔也不是只始於近代。越來越多學者開始把「科學化」的始祖歸諸於亞里斯多德,第一位把知識系統化(即他所謂的episteme),他也是第一位(也許不是真的第一位,但是第一個最善於)為了成就自己的系統而扭曲其他人(i.e., 柏拉圖與先蘇諸子)講法...

最後,儘管我對於「做研究=科學化」有些許的保留,我也深感同意目前學術市場的機制,對於publication的量化要求等等,都對於做人文「研究」的我們有許多的箝制與傷害,包括了窄化「做研究」所需要的真正視野,窄化思考與突破的格局等等。最糟的是研究生們不願意從事那些需要花費多年歲月的古典語言學習,反而變相鼓勵炒短線的「研究」路線!

(不好意思,我同一篇回應貼了兩次,煩請版主Tucci把稍早的回應刪除,謝謝了)

tucci

恩,他好像真的是無神論者哩。
http://tages-anzeiger.ch/dyn/news/buecher/795139.html
這篇報導說,他畢生的思想一言以蔽之,就是主張工作是為了生活,而非生活是為了工作。工作對人的生活的異化,是資本主義最大的惡。他有一個有趣的主張,國家應該給所有國民一個基本收入,讓每個人可以自由的發展。聽起來很烏托邦,但是在德國還真的(曾經)到達被熱烈討論的階段。Gorz看來不是思考生死問題的哲學家,他關心的是此世的人。

xhong

忘記是那個學者在臨終時對門生說:「自覺平生所學、於此一無著力之處」。
我很好奇André Gorz對宗教的看法如何?他是無神論者嗎?他對死亡的看法是怎樣?人老了、所愛無望而以自殺結束一生。這樣的心情可以理解。那是種幾近於本能的生理反應,這有別於長期哲學思索下的生命觀…?

tucci

Gorz夫婦的事情,讓我想起好幾位自殺的學者。我的腦海裡常常浮起他們的作品,其中有些我也曾毫不理性地蒐購過。其中一位形象特別鮮明的,是德國猶太裔的古典學者Eduard Fraenkel(1888-1970)。1933年納粹登台時,他45歲,在弗萊堡大學任拉丁文系的講座教授,因為一項排猶的「德國公務人員重建法」,被剝奪了職位,隨即流亡英國,後在牛津大學任教。Fraenkel把德國20年代盛期的古典學研究的規模、水平與精神帶到了牛津,透過他的教學與研究,對牛津年輕一代的學者影響深遠。20世紀下半葉牛津最好的古典學者如Hugh Lloyd-Jones (1922-), M. L. West (1937-)等,都上過他的課。偶而在他們稍有私人性質的文字裡,還可以讀到當年他們上Fraenkel的Aischylos(希臘悲劇家)的討論課被老師震撼的印象。雖然說,那門課實際上到底是怎樣的震撼,外人或許還是不易想像,不過若翻開Fraenkel註解Aischylos的悲劇Agamemnon(三卷,Oxford 1950),對Fraenkel作學問的標準取得一點印象的話,也許就能開始了解他的學生對他的敬畏。Lloyd-Jones在回憶老師的文章裡說,這部《阿加米農王》註解裡面包含的博學,超過一般學生一輩子可以吸收的份量。這話出於並不十分遜於老師的Lloyd-Jones之口,雖然聽起來誇張,至少我是相信的。古典學史上這種水平的註解,實在數不出幾本來。當然,一味的推崇博學,很容易失之浮誇。Fraenkel令人敬畏之處,還是要在此書上工作過的人才會感覺到。簡單說,是一種哪怕在微小的細節裡,也能看到他為此幾乎窮盡了一切可知的材料,而所下的判斷、所依據的引證,往往是長期深思苦慮後成熟的結果,那種求真、求實的用心之苦、功力之深,幾乎超乎了人性。往往在極小的文字版面,便已容納了令一般人望之卻步的苦功。有時真的令人納悶,到底是受了什麼魔鬼在驅使,一個人會願意下這種功夫。如果Fraenkel只作了這部作品,那也足以讓他成為學林中的巨人了,然而這只是他重要的貢獻其中之一而已。

關於Fraenkel的生平,我所知很少,他似乎沒有留下自傳性質的文字。Wikipedia提到Fraenkel有一隻手從小因病而萎縮,也許是真的,但我沒有在其他材料上看到過,不知所本為何。Lloyd-Jones說他剛到牛津時,英語表達與人際關係,有很長一段時間都非常不適應,也給旁人難以相處的印象。45歲的人,硬生生地被趕離了家鄉,被迫換一種外語工作與生活(雖然所幸還可以從事原來的職業,很多人還沒有他幸運),這種處境大概不是承平時代的人容易體會的。曾聽一位老師說起過,一位當年參與把他趕出弗萊堡的學者,多年之後試著與Fraenkel重續交情,被後者冷峻地回絕。這樣的損害,只是幾年安穩的生活也還是無法平復。Fraenkel也終身沒有回到德國來。

1970年,Fraenkel以82歲之齡,因為妻子的過世,隨即自殺相隨。就像Gorz一樣,在他的一生的作品裡,妻子所佔的份量非常之小,但在這些工作與作品的背後,大概也就是他的一切了。

tucci

picton, 請勿客氣,隨興即可~

picton

Tucci,不好意思,這幾天突然忙了起來(瞎忙),延誤了回覆,腦子也跑到其他地方去了,一時難以轉回,看看等過兩天能不能再敘~

tucci

picton,
什麼才是「讀書人」這個問題,我也很感興趣。事實上也算是困擾。我比較羨慕的反而是能自由自在的閱讀,喜歡什麼讀什麼就讀什麼的讀者。為了作學問,或者說得更清楚些,為了要進學術界或在其中發展的人,他讀再多書,最多是個好的學問家,好的研究家,或者發明家,但以我的感受來說,跟「讀書人」這個詞的意象還是有些距離。研究者當然可以是同時是讀書人,但這兩者並不一定是等同的。
人文學術是個知識的體系,他有學科成立的前提、基礎、工作方式,也常有傳統與權威,總之,除非一個人爬到了頂層,否則這個體系對在其中工作的個別的人,有很多訓規與外在的要求。自然,不同地區、不同的科別會有很大的差別,但是這種「科學化」跟「不自由」應該是差不多的。評價是另一個問題,也不是我的重點。這跟性向與個人抉擇大概比較有關系吧。
歐洲近現代的古典學走過一段在「人文主義」與「科學化」之間的掙扎,詳細說來我沒有這個學問,簡單說來或許可以這樣描述,就是說,西方古代經典比如史詩悲劇、柏拉圖亞里斯多德,這些經典「為什麼」還需要被學習與研究,以及應該「用什麼方法」的問題。「人文主義」認為這些古代經典體現了人性裡面偉大的面貌,是老祖宗的精神文明的寶貴遺產,而且透過代代的影響與模仿,一直到現在都仍是後代文明裡的根本元素,所以是需要學習與研究。
不過這種價值取向的看法,從「科學化」這邊的眼光看來,是拿一把外來的量尺來面對古代文化的基本事實,何者為經典何者不夠這個水平,這當中難免有扭曲的效果。與其把焦點集中在古代的大師身上,不如把古代文明看成一個事實的總體,不從後人的景仰與珍惜的眼光去看待,而是試著擺脫現代眼光的限制,去理解當日古人古事的來龍去脈。這就需要一個冷酷的眼光與嚴密的方法,文本校勘與歷史重構,在在都要求研究者屏除價值認定的思想,而以發現古代真實為任務。
這上面可以牽扯出很多理論來,我也不甚了然。不只「人文主義」是一個價值建構,「科學化」了的人文學術,一定要說的話,也只是一個「建構」而已。不過「建構」本身沒有什麼不好,凡是一個人想了解任何事情,沒有建構是不可能的。有一次跟caffen聊起來時說過,其實學習歷史的人,常常都是在心裡面鋪陳一張廣大的圖,長年的閱讀與學習,不過就是三不五時在這心中的圖上畫幾條線,添一點顏色。好的書可以幫你把某個區域的輪廓彰顯出來,偉大的書會幫你打開一整個新世界(很久以前一位可敬的學長語)。這張心裡的大圖,不也只是一個建構嗎。所以建構本身不是問題,應該是說,「人文主義」與「學術化」這兩種不一樣的建構,反應了一個更根本的矛盾與對立。
抱歉一寫就說遠了,我原本想寫的是「自由的讀者」與「困守書堆的工人」的差別。這個分類是既不週延也不完全互斥的,我的引申也未必切題,不過既然寫了,還是放在這裡吧。

關於傳記,你提到的面向我比較少想到,但非常有趣。我原本想到的都是古人,或者雖然不太古,但是跟現代的讀者已經有些距離。為當代的人立傳,問題當然就複雜許多。這個傳產生的原因、目的,對讀者來說都會是有影響力的因素。比如政治人物的傳記,常常有宣傳、自辯的用意,這多數人應該都是了然的。為人攝像,這就有趣極了。首先這一定得是當時人,為已故的前賢拍照是先天的不可能,所以攝影家在這裡,沒有可能拉開與被詮釋者之間的距離。而大多情況下,也是被攝影者自己的需求,所以攝影者雖然手上有詮釋的權柄,卻未必可以完全發揮這個自由。最理想的情況,就像古代歌頌君主的讚頌詩一樣,不但去美化被攝影者,而且是美化那被攝影者自我認同最強的那個面向或那股氣質。不過這當中跟藝術家的創作自主性所產生的矛盾,卻又是千古的問題。

其實為當代人立傳,除非這個人他的作品或事蹟是外人難以窺見(而且又值得流傳),否則我總覺得有點疑惑。很多事情如果沒有時空的距離,因為人事的顧慮與計算往往沒有道理可計,是很難找到適當描述的空間的。更何況傳主既然尚在人世,事情還在發展中,他日後的所作所為,也不是立傳者現在所能夠考慮的,那傳主的作為與經歷,其意義其實還很難斷定。這有點像要一名球評在五局上半為一場球下個定論,又或者請樂評評論一部只完成八成的樂曲斷其優劣。總之,為生人立傳我覺得不是「傳記」這類作品本有的類型,而是一種類比或衍生,反應與牽涉的現實因素較多。我當然無意做判官或否定這類著作,只是覺得此事本質如此,寫傳者如你所說,很難掌握一切的變數。

關於古典學家的述評或古典學史,我只能提供一點磕牙的閒聊,再找機會補上吧。

Picton

嗨,Tucci客氣了,不適合多說的應該是我才對,我只是以一個文學愛好者的角度在談的,說什麼也不敢以讀書人自居。不過你後面提的「古典學」這個部分倒是蠻讓我感興趣。

作傳,照我的理解,很難。尤其寫今人(同時代而且健在)更難。要寫得公允、生動、有觀點、有立場,最難吧?人都有私心,準備寫、剛開始寫、寫到中途和寫完了交稿...,都有重重的問題。譯家彭懷棟前陣子在《聯合文學》寫過兩篇幫文學大師作傳,最後鬧得不歡而散的例子,傳主一是阿根廷的波赫士,一是南非的葛蒂瑪,尤以後者最終與寫者以謾罵和結怨收場最是嚴重;被寫的人後來不承認寫者的內容,寫者則破口大罵大師的為人,嗚呼哀哉。

這樣的例子可能不止以上二例而已。我有輾轉的朋友,某次為食祿折腰,接了一本醫師的傳記來寫,結果不僅寫的過程苦不堪言,寫了之後也惡夢連連。這是不是跟畫家為名人畫像的情形相同,我不確知,因為這方面我的閱歷很少。我的拍照經驗比較多,只講簡單的。我小時候家裡開照相館,有中年女子來拍大頭照,拍完幾日後來取,居然嫌照片中的自己不夠美麗,而且大發雷霆,拿出二、三十年前的舊照對比,還說:「我是高考及格的,你怎麼把我拍成這樣?」惹得我那藝術家脾氣的哥哥哭笑不得。我自己幫人攝像遇到的挫折較少,反而是為親族中某智能輕度障礙者拍徵婚照,讓我額頭劃線。情節與我哥哥遭遇的相似,都是拿舊照來比,不過那回更誇張,拿的是國中的照片。由此可知,人對自己相貌或為人的認識,可能與外界的客觀看法有一定的差距。人會陷在自己的狀態中不可自拔,或無理取鬧,也是人之常情吧?當然,這不是在影射被寫者無理。

作文字傳、畫像和拍肖像,都有為人作解、詮釋他人的意義,當事人的好惡不得不成為考慮,他的周邊「集團」的種種看法也會變成壓力,一開始的美意最後成為惡意,這樣的收場是很慘痛的。而這當中大概以文字傳的痛感最強,持續的時間最久遠。因為畫像和攝影肖像至少可以藏諸名山,不見得需要面世,但是文字傳一旦流通,便無遠弗屆,流落於何處,即令當事人也無法掌握。而文字作品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十年就想要重寫的衝動常常會發生,萬一被寫的人「半暝反症」,對他的傳記後悔,那事情就大條了。當然傳主和寫者的關係始終保持友善的,也不是沒有,但我想那是在被寫者龍心大悅,寫者謹嚴慎微的情形下才可能發生,如果想一遂寫者的意願,放言無忌,那後果通常還是以傷感的居多。

所以我很佩服高明的傳記作家,特別是為今人作傳者。

tucci

我接觸有限,本來是不適合多說的。「主觀」的評論只是一點感想,但倒也不是批評。傳記或人物側寫,描寫者跟被描寫者之間的關係,常常更是關鍵所在。所以大作家描寫大作家,哲學家寫哲學家,又尤其當被寫者就是寫者親近的朋友,這樣的描述當然就比較吸引人,不管是一語中的還是熱情澎湃,都好看。以此類推,畫家的自畫像,或者是繪畫其他古人,也總是有這種奇妙的魅力。我有一位老師提起過,他一位(已故三十餘年的)老師特別喜歡林布蘭有一幅亞里斯多德靜靜地端詳一尊荷馬胸像的畫,大抵也是這個趣味。不過這個例子是畫家畫哲學家端詳大文豪,或許可以類比茨威格描寫韓德爾吧(恩,也不太貼切,先不想了)。

西方的古典學裡,近來也有不少學者著力為前輩名學者或大師作傳,但並不是單純的傳記,而是一種以「學問者」為中心的學科史的描寫。這當然也有好有壞,差別還是在寫作者自己本行到了什麼程度。「只有好的古典學者,才能把古典學的人物或學科史寫好」。哈,這不知道能不能也放到別的領域,算是個通則?

p.s. 林布蘭的圖在這裡有:
http://www.ibiblio.org/wm/paint/auth/rembrandt/1650/aristotle-homer.jpg

picton

哈哈,Tucci也看了韓德爾那一篇啊?我家人覺得真精彩,還幾番重讀(我則比較中意其他...)。茨威格寫巴爾札克、「三大師」,也是如你所言,有「主觀」的色彩,但我讀毛姆寫巴爾札克,不出茨威格的範圍,篇幅不及後者,引用的資料則很雷同。也許他們已經是上個世紀、前現代的寫法,和今人著重資料、考據的一板一眼有所不同,是不是因為這樣,所以他寫的傳記可讀性高,也比較洶湧澎湃?

這兩張哲學家伉儷的照片都很動人,果然鶼鰈情深~

tucci

謝謝caffen的加工,這圖片貼的好。高茲夫婦年輕的這張我沒看過,報紙上印的是另外一張,兩個年輕人在河岸旁,站得很近,卻分別看向不同的方向,十分瀟灑。

picton提起「昨日的世界」之後沒幾天,我也借了一本來翻看。只是翻翻,讀了一段茨威格寫佛洛伊德在倫敦最後一段日子的側寫。這一段描述十分的勵志。我是坐在一家小咖啡館裡讀的,看茨威格寫佛洛伊德如何越受打擊,就越是顯出超越一切困難、堅持研究與寫作的氣象,而他的病越是嚴重,就更激發他不為病痛所限制的意志。我原先是不經意地翻到這一段,讀著讀著整個人卻緊繃了起來,一直看到一個段落,放下書來,歪著頭捕捉幾個印象,才注意到整杯咖啡已經都涼了。

其實茨威格這樣的人物描寫,主觀解釋的成份並不小。前次看他寫韓德爾如何走過創作的低潮、克服被醫生宣告無藥可醫的中風,後來在宗教的極端體驗中創作出神曲「彌賽亞」的過程,筆法與傳達的感覺也很類似,讓人有點像在坐雲霄飛車。這些「主觀」的描寫,多麼流暢、澎湃,多麼充滿文家的情感(有時候覺得他好像自己也控制不住就是了)。

caffen

德國左派報紙稱André Gorz是烏托邦人,是無產階級者。他是沙特和西蒙波娃的戰友,主編沙特的雜誌Les Temps Modernes,另外還主掌Le Nouvel Observateur 的編務。在法國文化出版界有他的地位,不過他一向低調。他在法國六八學運的時候,就是重量級的人物,只是他不要像沙特那樣成為媒體明星。

他太太的健康出於醫療過失。這讓他反省現代技術和人之間的關係。最後情書的出版,多多少少也是透過對現代醫療技術文明和身體的反省開始,再度去肯定確認兩人之間的愛。選擇自殺,放在這個脈絡下看,也就有跡可尋,他們選擇一個出於自覺與清醒的終了決定,對自己生命,說再見。

保羅策蘭和太太之間的關係,恐怕更複雜一點,包含了策蘭的外遇,以及和兒子之間的緊張關係。兒子的誕生和教養互動,不但沒辦法挽救婚姻,讓策蘭陷入更大的內在危機。孩子不是救贖,婚姻也不保證生存的價值。Gorz的幸運,在他的黑洞,有人可以進去,照亮。

Gorz說過,他不能忍受自己存在這個世上,自己存在的價值。如果不是他太太對他的支持,他大概也不會和自己和這個世界和解吧。
他太太說,你既然是作家,那就寫吧!他就開始了寫!

一直到終了。

Tucci

October 07, 2007

picton,茨威格我只看過一點點,但已經讓我印象很深刻,也很喜歡。這本自傳一定很好看,如果有時間的話,也很希望儘快一讀。是啊,歐洲猶太裔的哲學家與文人在上個世紀的變動中留下來的痕跡、思索、創作與掙扎,一方面精彩壯濶,但也是十足的陰暗與悲哀。


Picton

October 07, 2007

Tucci,前陣子重讀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聯想了你翻譯的那本《一個猶太哲學家的德國回憶》,茨威格的描寫功力真是精湛,特別是傳記,少有人能比。他也是跟太太雙雙自殺於戰後的巴西。講起猶太人,一頁辛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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