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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31, 2005

Com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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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Buchenwald concentration camp
(德國威瑪市近郊---布亨瓦德納粹集中營)

遺址後之延伸閱讀

picton

總算等到一篇比較過癮的「日本評說」,也為台、日的混亂局面理出了一點頭緒。這樣的角度,我們的心裡其實是了然的,只是手頭沒這麼多範例可舉罷了。話說這一陣子荒腔走板的超級政治、媒體金光戲,無中生有、無中生無,反映了台灣島上政客與媒體的唬弄成風,詐欺成習,政府還成天在追緝詐騙犯,這現成的每天曝光在鏡頭前的頭號騙子,浪費了公帑,號稱要「對日抗戰」的,乘桴浮於海,說要「衛護主權」的,一群睜眼說瞎話的王八蛋,豈不是個個都需要被抓起來槍斃?

昨日觀日本NHK的絲路紀錄片,播「庫德族」人在伊拉克與土耳其之間擺盪求存的苦況,想到台灣的紀錄片雖然蓬勃,卻依然視野狹窄的現狀,不能不感到遺憾。一百多台的電視頻道,雖有幾台看似旅遊風光的自製節目,但水平之差也開了眼界。花了許多銀兩遠赴各地拍回的影片,一大部分都被主持人的插科打諢給戕害、閹割了。台灣人處處講究娛樂,因而做出來的節目也只能不求甚解,毫無觀點、資訊和深度可言,這樣的國家會出現胡鬧式的靖國神社與護魚事件,也不令人意外。其實「演戲精、看戲憨」,那些搖旗吶喊的政客哪裡不知事件的利害?他們知之太深了,才演得出來。今天如果換黨執政了,那搬出來的戲碼,絕對又是同樣一齣,只是主客易位而已。

日本入門 從「情色」和「軍國」談起 簡白  (20050626) /font>



tucci

是“卐”還是“卍”?字典說,納粹的十字是順時針方向的,而讀音為“萬”的佛教符號“卍”則是逆時針。而其實追根究底,這兩個符號本來是同一個,都源出於古印度。不知道是誰把輪子倒過來轉?

ouf提的這個方向無疑是對的,納粹不只是政治層面的現象,宗教神話方面也很重要。Rosenberg的主要著作《二十世紀的神話》就是一部種族神話,當時多少文化菁英都被降服。我碰巧知道,也是從勒維特那裡看來的。他1935年問他從前一位優秀的學生,Rosenberg 這的本書跟一個嚴肅的哲學研究難道沒有衝突?他這位學生認真的想了一下,誠懇地說,這兩者互不相容──Rosenberg的書對他重要的多。這位Rosenberg後來也任了高官,擔負劫掠納粹佔領區內文物珍寶的任務,於紐倫堡大審被處決。

不只神話宗教,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哲學思潮、時代精神的轉變也是具有決定性的背景。

上次聊這個話題令我很感慨的是,講別人的歷史很輕鬆,因為距離夠,德國人資料作的全,而且他們的資料本身很多都有一定的客觀性。反觀自己的歷史,就難之極矣。白色恐怖時代,到底有哪些元兇,哪些幫兇,一共有多少冤屈,多少無辜,我們所能知的事實真相有限到什麼程度,是百分之幾...。難啊。就連問這個問題,我也感到一定程度的拘謹。當然,這跟德國人在外來勢力的壓迫下,對納粹做了清算有關。在台灣沒有這個過程。受害者與遺族或許可以領一點錢,可是這只是象徵性的民事賠償,離正義還有很大的距離。

ouf

以下的這些文字是由法國世界報的一篇書介增添自己想像後的改寫
書介是 La contagion des idées meurtrières, 2005年6月9日


浩劫的記號與標誌 從 swastika 到 Shoah

相對於政治領域的活動, 納粹在文化宗教事務上的關聯並不太受注意 ; 傳統的論法是將政治領域的認同直接視為某種宗教, 但事實上在政治信仰之外, 還有一系列的文化傳統以及玄思體系在支持整套納粹體系, 只因這些現象看似疏離分散, 不易與納粹的作為產生直接的聯想. 縱使如此, 這些飄邈不定的事物並沒有隱藏起來, 而是老老實實地出現在納粹的形象, 對此這本書的作者至少提出了兩點 : 第一是想要將猶太人 "解決" 的想法, 第二是納粹的 "卐" 字標誌與猶太宗教的對立. 這兩者都不只是納粹單獨的意見或其專屬的記號, 而是在納粹出現前, 也就是從十九世紀末開始慢慢醞釀, 直到1930年代發酵. 就前者而言, 杜斯妥也夫斯基, 莫伯桑在1880年左右便發表過對於猶太人極度不友善的文字, 1895年後則在 völkisch (回歸民族原初) 的文化潮流中於德國散播出來 ; 這些文字並非鼓吹民族淨化的必要, 但對於政治氣氛的培養卻不可不忽視. 就後者而言, Albert Schuler (1865-1923) 在1897年首次將 swastika (或 svastika, 即古典時代流傳下來的卍字符號) 所代表原初意義, 來對比猶太人破壞此原初生機的陰謀.

在討論這個玄思體系如何過渡到納粹政治活動時, 作者並不用一種因果關係呈現這個過程, 而是強調這些元素是在不斷地相互接觸與相互感染下溜進了政治意識型態裡, 並成為一個可怕的迫害機器. 在這之中, 有四個人扮演了關鍵的角色 : 第一是Schuler, 作為這一套體系的導師 ; 第二是 Schuler 的朋友 Ludiwig Klages, 將這套玄思模型轉換成與人生命相關的形上學 ; 第三是納粹的理論家 Rosenberg, 把形上學再轉換成攻擊猶太人的政治宣傳 ; 最後是希特勒, 將整套系統落實到法律與警察體系中. 從這本書我們可以開始體會一種荒誕的想法如何一點一滴的變成一個恐怖而平常的現實.

Evard (Jean-Luc), Signes et insignes de la catastrophe. De la swastika à la Shoah, Paris : ECLAT, 2005, 230 p.

judie35

被抓包了!
的確對鄂蘭的東西沒有讀得很認真,看的是中譯本。對「平庸之惡」需要再做深入了解。謝謝 Tucci的指正。

caffen

哈,好Tucci,比起你的用功勤勉,我實在太怠惰了。

梁文把鄂蘭的「the banality of evil」的說法弄反成「evil of banality」,絕非一個意外的失誤。這個顛倒正好成為梁文全文的立論的核心基礎,一個平凡人也可以達到絕對的惡,將這個概念導引到個人主體上。這個失誤,讓鄂蘭的真正精彩處沒有突顯出來--對「結構組織」運作下平庸之惡的分析。這個概念,the banality of evil,怎麼翻譯,的確需要考慮。為了凸顯Banality,我暫時稱作「惡的平庸」。之前,我順著講,「平庸之惡」。但是,細想,重點好像在Banality。先暫時這樣翻吧。

鄂蘭批的當然不是一個驚人的梟雄人物,作了甚麼十三煞,殺天殺地的草莽土匪行徑。但是,鄂蘭「惡的平庸」彰顯的也不在「貌不驚人的極惡」,不是可惡之人的平凡面貌令人不警覺,使人毛骨悚然。「惡的平庸」,不是落在個人是不是詩人、哲學家。鄂蘭真正彰顯出來的是,組織結構化之後,每個人照章行事,每個人照常上下班,聽命行事,批公文,填表格蓋章,處理猶太人進出集中營,從運輸、分配勞動,到毀屍滅跡,就像處理工廠進出貨物一樣,分門別類,規格化,講效率,認真負責做完職務上分配到事項。在這種組織化行為下,運送猶太人到集中營、把猶太人關進煤氣室,這些後果不是這些蓋章按鈕的人去想、去介意的,甚至想歸想,帶著歉意、帶著一些罪惡感,但是手下繼續蓋章,調配車班,清理屍灰。回家以後,他們一樣是好爸爸,愛妻子愛小孩,一樣聽莫札特貝多芬華格納,寫寫詩,一樣對左鄰右舍噓寒問暖,甚至,閒餘一點也不少智性遊戲。就像「美麗人生」那部義大利電影裡,德國納粹軍醫纏著面臨生死交關的猶太朋友玩字謎遊戲。大量私人書信出土,證明當時這種日常生活中「分裂」現象的存在。

這是人格分裂嗎?怎麼解釋這種分裂現象?Eichmann在大審裡所表現出來的是一個平庸而「認真負責」的中級事務官。Eichman講了半天,只有一個重點:「我照章行事」。甚至,在職務角色上,他們負責任勇於任事,一樣完成職業的道德性。和紐倫堡大審一樣,除了 Albert Speer之外,所有受審的納粹首席負責人,說法一致,「我聽命令辦事」。這是鄂蘭所提「惡之平庸」的切入點,個人一旦進入國家社會組織結構常軌運作,就變成職務上「照章行事」,是天才還是庸才在其中沒有差別,職務之內,他們沒有「犯錯」,甚至也不妨礙職務之外個人其他的主體道德判斷活動。錯與對,與有沒有犯罪是兩組不一樣的道德命題。他在職務上作了他該作的「對的事情」,但是,這個「對的事情」卻是集體罪行裡的一部分,甚至是關鍵性的部分。整個「個人」的主體道德判斷要在那裡論說?這是為什麼,當Eichmann強調他甚至依據康德哲學誡命而生活的時候,讓鄂蘭發出那麼大的困惑。

鄂蘭的報告出來引起很多韃伐,最大的挑戰是,怎麼定罪?不管猶太教還是基督教,對於「罪」,最後訴諸良知,訴諸主體意識所做的惡。當一切都是國家結構運作下的結果,除了整個極權結構最後最高頂點「希特勒」作為最終加害者之外,還有誰對大屠殺負責?Eichmann他知情多少?他對整個情勢有多少自主的判斷?從骨子裡有反猶傾向嗎?他批章程,導致屠殺結果,他的作為又是在納粹結構運作下的常軌,他簽字蓋章的時候意識到這是屠殺,以及屠殺的後果嗎?他要怎麼被定罪?紐倫堡大審的時候,聯軍沒有繼續追究下去,當然有很多現實政治的理由。但是「聽命辦事」,成為最後道德論述基礎,一刀劃開,那一小撮作決定的人和一般服從命令的人。Eichmann審判的政治情勢不同,猶太組織花盡力氣、金錢和人力,甚至諜報系統鬥智鬥力,抓到了「主事者」,帶到以色列,一個具體的謀殺者,犯罪者現形,猶太人親自真真正正公審「罪行」。但是這個主事者,卻說,我盡忠職守,我聽命辦事,我服從康德道德誡律。鄂蘭的報告,在當時極為敏感的政治氣氛下推到極端,甚至可以說有變相委婉的幫Eichmann個人脫罪之嫌。但是,這是她整個對極權主義批判的核心,一個平庸的人處在巨大的官僚組織系統裡,他的服從性,一點一滴累積成為極權主義的基礎。

真正來講,戰時歐洲猶太人輾轉避難到美國的人數極多,但是一直到戰後還未成為有力的政治團體,甚至,作為猶太人的自覺也尚未被喚起。從「避禍心態」到「猶太認同」, Eichmann事件是一個重大轉折,對美國猶太人來講如此,對以色列而言也一樣。以色列建國不久,凝聚各地移民過來的猶太人,Eichmann事件是一個高峰。鄂蘭經此一役喚起她自己的猶太意識,但是她的報告卻讓她後來不見容於美國的猶太政治團體。

鄂蘭看到審判的困境,不是單一現象。「聽命辦事」,出現在紐倫保大審上;出現在柏林圍牆倒塌以後,德國法庭審判東德士兵當年槍殺東柏林投奔自由的市民的案件上。東德總理何內克當然有重罪,但是第一線開槍士兵呢?不論是紐倫保大審、還是柏林圍牆槍殺審判,不管審判裡面有多少政治考量,作為審判,還是要有一個能夠說服人去定罪的理據,最後訴諸的是「自然法」。訴諸個人人性普遍道德律。「你」除了你的職業本業之外,你還是「人」,當你面對爬牆者開槍的那瞬間,「你」是否超過了職務所賦予的職責,而侵犯「人」最基本生存權。這裡已是法哲學上的問題,裡面種種細節,我所知極為有限。只能寫到這裡。

Pips前文所提的美國政治學者Daniel Jonah Goldhagen,1996出版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也是站在這個分裂現象往前走一步。他要證明,不單純是組織結構的日常運作出了問題,而是把整個論點往前推進,參與在裡面的人,不論大小職務,都有「主動」、志願性質在裡面。在猶太文化、基督文化裡,個人主動與否、意識與否,對「罪與罰」來說是關鍵性的判准。Goldhagen花好幾年的翻撿史料,從第一手書信、從浩劫生還者,特別是他爸爸口述裡,去證明那些第一線操作者,在日常生活裡的例行公式裡並不如過去所說,「被動」的聽命行事,說白了,他們儘管聽命行事照章辦事,卻不是那般「無辜」,還有一些「樂趣」在其中,更深層的因素是反猶主義。說穿了就是,猶太人不是「人」,不是亞利安人可以平等論輩的「人」。這本書在美國、在德國都引起極大的注目,當年,哈伯瑪斯極力護衛他。但是嚴格說來,這是一本不及格的歷史著作,問題出在史料分析運用上。這本書的話題性大於實質研究成績,比如說,他的出身背景,他推到極端的論點,德國社會「人人有份,個個別逃」。也有歷史教授贊成他的論點,不管史料如何處理,這是一個政治文化集體心態究研的例子。這本博士論文得了當年美國學術論文獎,讓他得了哈佛的教授位置,單就版稅已經上百萬美元。他父親是集中營的生還者, Goldhagen從小早慧,比他的姊妹適合擔負還原歷史控訴罪行的重任,他父親用全部心力教育他,講述各種集中營故事。各種細節累積出一個集體印象,反猶意識,不單純只是意識,而是深化在日常行為中的歧視嘲笑,內化在那種不把猶太人當作平等對等「人」的相處意識上。真正讓生還者揮不掉的夢魘是屠殺的流程,當作貨物「處理」掉的過程,而不是死亡本身。Goldhagen父親交付的任務,就是找出這些日常證明。就Goldhagen個人而言,他完成了他父親的願望,但即此而終。2003年,在一場演講裡,聽到一個教授提到Goldhagen的後續發展,完成這本書以後,Goldhagen失去了生命的方向和研究的動力,孤立於哈佛學圈。就個人生命來講,我聽到他的種種故事,都很黯然。不過這是後話。

Tucci

再補一句:梁文說「這就是後來非常有名的「平凡之惡」(evil of banality)」剛好把鄂蘭的表達給顛倒了。鄂蘭說的是the banality of evil。

Tucci

我查了一點資料,也想了一下,「the banality of evil」確實是個漂亮的概念。但這並不是指「從人性的平凡也可以做出很大的惡事」這樣的意思。我可以理解judie或其他朋友可能一開始往這個方向瞭解,因為這確實是一個對我們來說滿自然的掌握方式。或許中文的翻譯「平凡的惡」也有點責任:若翻成「貌不驚人的極惡」也許可以避掉這個方向的解釋。以下試著解釋一下。

艾希曼(Adolf Eichmann)1906生,26歲(1932)加入納粹黨,33歲(1939)任帝國安全局猶太部領導,35歲(1941)起為希特勒統籌猶太人問題。必須先解釋一下,納粹不是一開始就以集中營的方式摧毀猶太人的。轉捩點應該是1938-9年,納粹政府發現儘管以各種方式摧殘,德國境內的猶太人仍然數量不少,再加上戰爭爆發的因素,使得「解決猶太人問題」趨於急切。35歲的艾希曼是在這個局勢下,接下了快速與大量消滅猶太人的任務。1945年德國戰敗,艾希曼被美國部隊逮捕,但是隨即逃脫(當年五月),前往阿根廷藏匿。1960年,以色列的情報員把艾希曼綁走,1961年在一場長達9個月的審判中(4月到12月),艾希曼被判處死刑。漢娜‧鄂蘭1963出版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個對邪惡之平凡面貌的報導》,便是建立在這九個月的審判記錄上。

數百萬猶太人的血債要算在艾希曼的頭上。可是他除了計畫與辦公,沒有親手殺過一個人。從語言思想與外貌舉止來看,你沒有辦法說他是窮凶極惡的人。而他這樣的人非常之多。艾希曼之「平凡」,還可以從他自己的詞裡得到證明:他說不管在哪裡,他都完完全全找不到一個人是真的反對解決猶太問題的。»(daß er) weit und breit niemanden, absolut niemanden entdecken konnte, der wirklich gegen die ›Endlösung‹ gewesen wäre«(抱歉引了德文,不過這句話實在很關鍵)。有人做了一件壞事,你可以說這是因為他很壞,於是我們多少可以理解壞事為何發生。可是在艾希曼身上,這種解釋失去效力。你不覺得他壞。可是那無邊的惡從哪裡來?這樣可惡的人表面如此平凡,他的平凡豈不令人毛骨悚然?這是鄂蘭的「die Banalität des Bösen」想彰顯的問題。

這種相貌平凡的惡之所以產生,依照我速食得來的印象,鄂蘭大致是從德國人的「遠離事實、思想貧困、絕對的無自主判斷力」的特質而來。納粹之所以選擇迫害猶太人,可以從猶太人向來被迫害的歷史裡得到解釋;但是納粹迫害猶太人使用這種慘絕人寰、超乎一切理解力的殘暴手段,這不是反猶歷史可以說明的,而必另有來源。這裡我無法多說,之所以交代,是因為不講的話這一條思索就沒有到達一個適當的休憩點。或許這跟一般人對德國出產詩人與哲學家的美譽相左甚巨(對,還有全人類最偉大的音樂家),但是德國不全都是這種人。

回到鄂蘭的這本報告。據資料,這本書出版之後,引起猶太界的大加撻伐。鄂蘭不把納粹的殘暴歸於納粹黨人的「窮凶極惡」,而歸於某種(聽起來似乎比較無害的)精神特質,無法被受難者與其後人接受。而鄂蘭在書裡也討論到了猶太人團體與納粹政府合作,以換取某種方便與特權,更是受到激烈的批評。(《鋼琴師》一片裡就有很鮮明的寫照。)有一位評論者Jean Améry,本身在集中營待過兩年,批評鄂蘭道:鄂蘭1933年就逃出德國,她並不真的認識德國納粹。她是在遠處,透過安全罩來看這個人類死敵的。事實上,根本沒有「惡的平凡面貌」這回事。

鄂蘭這本書的英文原版: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New York 1963, 修改增定版 New York 1965.

德譯: Eichmann in Jerusalem. Ein Bericht von der Banalität des Bösen, B. Granzow, Mchn. 1964; ern. 1986 (Serie Piper, Vorbem. von H. Mommsen).

不知是否已有中譯?

抱歉,這個應該算插曲,歷史、道德與政治的關係界定的問題,還請繼續。

pips

啊,昨天時鐘手腳快了我一分鐘~真是巧呀。

講到反省,昨天朋友突然講,或許,中文反省這個詞在德文是不同的意義,嗯,應該倒過來說,德國人講得反省,可能不是中文的反省。怎麼說呢?中文反省這個詞,是非常道德式的,反省對與錯,那種一日三省無身,巴望哪日能成聖成賢的反省。可是,德國人講的反省,比較著重在清理檢討,那種把事件拆開來看,想法歸循某種次序一一歸位,做完這一步,再來講怎麼會發生,是在那一點走歪了,才會發生類似「鬼上身」的事情等等。

同樣的,對我來說,「平凡之惡」也是放在這個層次上在處理事情。Judie的理解,梁文那種方式的引用,會讓我覺得偏離「平凡之惡」這個說法要解決的問題,然後簡化成道德指控而已。而我總是覺得,一旦變成道德式的敘述,就很難繼續討論。

caffen曾經在張大春那篇貼文裡面寫過「平凡之惡」,現轉貼如下:

「讓我極簡化的說,十九世紀浪漫主義開啟了文化多樣性,打破基督教世界那種「統一」、一致的、普世皆準的世界觀。特別是德國狂飆文學和民族主義,同時進入現代民族國家的打造期,浪漫主義美化了英雄、領袖乃至國家,美化了那些非常人所能為、非理性常態之種種,也美化了「暴力」。人類在為暴力找理由時,從不缺乏創造力。但是,到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 Hannah Arendt 寫出「Eichmann in Jerusalem」的報告時,她寫,那個站在審判柵欄後面,戴著寬邊黑框眼鏡的納粹軍官 Eichmann ,是如此的平常,如此的平庸,打破了「暴力」裡面的所有浪漫的、英雄式的迷思。暴力,不只是看得見的、意識得到的武器、槍口、軍隊,直接訴諸感官的恩痛仇快,更可以化入每一個橡皮章,每一張表格,每一個行政官僚的流程。而在組織化的結構裡面,暴力,可以是如此平庸、如此沒有創造力的散布在每個社會,每個人生活的周圍。」

這裡用來理解反省暴力概念的「平凡之惡」,是可以繼續討論的:他存在?什麼方式存在?怎樣存在?什麼效果?怎麼應對?如何面對?這些,全是可以繼續討論的問題。如果只是拿來作為道德指控的依據,實在是太可惜這樣一個概念了。

其實,政治干預歷史寫作,某種程度上還比較好解決,因為目標相對清楚,可是,道德干預,我覺得是更難耙梳的問題,且一旦披上道德外衣,就真是教人脫也不是,不脫也實在不知道怎麼辦。

這裡,真是要謝謝Judie和大家的留言,讓我有機會釐清自己的想法,很多在寫本文時模糊甚至不自覺的意識,只有在看到不同的反應時,才有機會繼續思考澄清。

judie35

pips的說法我很認同。我也反對不問歷史事實就很浮氾要大家都反省,或是簡化為人人有罪。不問事實先問態度,無論如何是說不通的。
但是我想這和「平凡之惡」的提法是兩回事。「平凡之惡」現象是在深刻的現實觀察之後發現的人性問題,的確是道德命題,但也是歷史反省不可忽視的一環。我們必須了解這樣的人性,才能夠對歷史做出有厚度的解釋。

歷史的確不能不和道德使命、政治意識形態發生關連,但並不意味歷史只能做道德和政治的使女。正如Pips所厭惡的人人有罪論,唯有藉助歷史之力才能破解。
歷史研究者必須時時審視自己的立場,知道自己的偏好和選擇,而不是自以為可以完全客觀、完全正義。
不過Pips所說的「歷史的專業危機」,的確是頂可怕的事實。歷史過度為政治意識形態把持,或被指控為如此,導致社會大眾看輕這個專業。以往威權統治者依賴歷史教育來教導正統概念,現在民主時代的政府覺得國家公務員根本不需要知道歷史(公務人員升等廢考本國史地),不知道各位先進如何看這個問題?

pips

「哈,誰說德國有良心?對啦,我們比日本人好一點喔~在國際媒體上啦~」

哈哈哈,我倒是真得遇到不少稍微跟日本有點接觸的德國人,也大聲說我們德國比日本有良心多了,遇到這種就真是「xx00%^$&%@#^....」

謝謝caffen的詳細補充。我突然想到,這部電影最後,鏡頭呈現那個壞女孩的幾近瘋狂的表情,說,我一定要繼續揭發你們的罪行。當年在台灣看這部片時,一個同學說,哇,怎麼有這麼可怕的人,疾惡如仇到這種地步,根本是瘋子嘛。

如judie所說,我的確是對那種人人有罪大家都要反省的論調蠻反感的。面對過去書寫歷史時,當然不可能沒有「道德」的判准在裡面,可是,歷史寫作有歷史寫作的一定要求,整理過去書寫歷史不是只為了滿足道德批判而已。說難聽一點,寫一篇文章叫大家要反省,還不簡單,這種道德上的要求,根本不需要什麼歷史研究做佐證,以前的作文範本就一堆了。或者這樣說,如果,在歷史事件上你要證明人人有罪,就要像Goldhagen一樣,去泡檔案室去搜資料,寫一本書,具體舉證,然後準備接受學圈的批評。先不管Goldhagen推論合理與否,這種作法,已經不單單是道德指控而已,而是真正有清理歷史過去的用心。我反對的,是對歷史事件本身並不想真正處理清楚,只是大談人人有罪大家都要反省。這種面對歷史的態度,就像族群和解的口號一樣,只是給社會打麻醉劑,一旦滿足了,就沒有「瘋狂」追究真實的必要。

其實,這同樣是歷史專業性的問題。除去政治,道德,歷史還剩下什麼?不為政治,不提供道德鑑戒,歷史為何而寫?或者說,歷史客觀有他自己獨立的要求與他想盡力達到的目標。歷經場域的權力分析後,現在自然沒有人會天真得以為有所謂淨空的獨立專業空間,可是,這只是強調場域裡面的人必須更謹慎小心,並沒有因為實然所以理所當然。這個是延伸上回在歷史教科書的一個想法,台灣目前只要任何涉及到社會熱門議題的歷史書寫,一定存在政治介入的陰影與指控。對我來說,這是專業危機。講得更狠一點,對我這種不是歷史圈的人,甚至懷疑起這個專業的存在。

時鐘

我接觸的德國人不多,而且都是些小老百姓。是的,他們很喜歡反省,反省自己也反省他人,至於哪種反省多點,情況不一。德國人讓我印象深刻之處,不在於反省(只要是人多多少少會反省),而是在於他們大多事事嚴謹,連我認為的芝麻小事,也很嚴謹。

如果「德國人都深自懺悔」指的是對屠殺猶太人一事「所有的」德國人都深自懺悔的話,那麼答案當然是錯。但我相信,有大部分的德國人確實是深自懺悔,但深自懺悔不表示有勇氣挖開傷口來討論,此外,還有人不只深覺愧疚而且在談到猶太人時言語中還會透露出加害者的罪惡感,儘管這些人是二戰之後才出生的。另一方面,我也聽過有少部份的德國老人心中還感懷舊日在ss裡的光景(還好我不認識這種人)。


以下只是我的個人想法,很主觀、很臆測、既非專家也沒什麼學理依據,所以如有謬誤,請勿見笑。

我想,德國與日本在二戰前的社會背景不太相同,引發或加入二戰的出發點或訴求也不同,導致二戰後的反省道歉也不同。

日本方面,在二戰前日本的社經已達富強,然日本地狹人稠,早就垂涎中國的大片土地,因此日本參與二戰純粹是要侵略他國。而自人類有歷史以來,侵略他國的事不斷發生,至於對這種行為開始有嚴厲譴責進而想加以防止,是在一戰後開始,二戰後成為人類的普遍共識(雖普遍卻非全體)。所以日本一開始是針對該國的軍國主義侵略行為向世界各國道歉。

德國方面,因一戰戰敗使得社會經濟蕭條,人民生活艱苦心中含怨,而希特勒將人民的這股怨氣轉向猶太人,以亞利安民族最優秀為立基點,由內而外發動殲滅他族的行動,第一步殲滅境內猶太人,進而發動大戰想殲滅所有的非亞利安民族。因此,德國發動二戰的主要訴求並非純粹的侵略他國,其中包含很大的成份是種族淨化。而殲滅他族這種事,我不知道古代史中有沒有,但印象中,工業革命以後的侵略他國行為除了德國外,沒有一個國家是以這種訴求為出發或者以其為目的。因此,德國道歉的主要對象是猶太人(種族),此外,戰後大部分的德國百姓對於自己曾支持這種思想也深覺羞愧,有些人回過神後,可能還很納悶自己為什麼會支持這麼可怕、這麼說不通的思想(像我這種老百姓對此的解讀是鬼上身),所以會出現後來的二戰「解放說」。

另外,平民屠殺和清村是非常非常可惡的行為,但,在戰爭中這種事確實會發生,因戰爭原就是人性之惡可以發揮到極致的機會。

其實,日本曾多次在公開場合以書面方式對該國在二戰時的軍國主義侵略行為向被侵略國道歉,此外,小泉也曾在荷蘭針對日本虐待荷蘭籍軍俘的行為向荷蘭道歉,而今年五月時,小泉也在亞非首腦會議上再次對該國在中國的屠殺行為向中國道歉(以前好像是私下道歉、給予金援,但這次是公開在國際場合道歉)。

海德格,唉,我以前的偶像之一,儘管從沒讀通過他的理論。但自從數年前譯過他的一部紀錄片後,這傢伙在我心中已毫無地位。海德格在二戰後受到嚴厲的批評,我覺得這是當然的。因當時的他位居德國學術界的領袖地位,卻數次公然而且強力地支持希特勒、支持希特勒的血統論。想想看,在德國的文化傳統上,哲學家、哲學思惟是多麼地受到尊崇,他這樣登高數呼,德國的平民老百姓當然會想,腦袋這麼好、思辯力這麼強的人都說支持了,那我們還質疑甚麼!


judie35

大家的討論甚為精采!我沒有什麼特別精采的見解,只是也向來關心這類問題,提供一二想法和大家討論一下。

六月轉貼的梁文道文章,第二篇「我們無罪,我們只是小零件」點出了一般參與殘酷事件者撇清責任的說法,把罪責歸給一小撮做決定者,而覺得自己只是服從就無罪。這個看法滿有意思的。我想不只是日本人,德國人也是一樣的心態。在白色恐怖期間迫害知識份子的軍警特人員,搞不好也這樣想。

Pips最後提到:「不斷強調個人道德崇高之必要,可能便容易出現人人有罪 ,人人皆是劊子手,人人都要反省這類道德指控般的結論。這種說法,不僅稀釋模糊掉「迫害者」的身份與臉孔,也消化掉指認「迫害者」的需求。」讀來似乎是反對梁文要「平凡人」也負起責任的主張。可是從Pips的前文中,又看不出這樣的主張,有點困惑。

對「平凡之惡」的反省,是從納粹極權統治經驗中發展出來的重要思考。法西斯的權力來源和個人因恐懼而放棄自由、放棄原有的堅持很有關係。反省「平凡之惡」應該不是為了以崇高道德來要求個人、或是認為人人有罪(因為這樣似乎就等於人人無罪),而是去追問:極權真的無法避免嗎?我們現在的行為是否又再造就新的集體暴力、新的法西斯?

caffen的提法正是我的想法:
「歷史道德是一回事,歷史情境是一回事,歷史反省又是一回事。個人和集體是一回事,社會結構和國家意識是一回事,現實政治發展和歷史延續性又是一回事。」
不管在德國或日本,都有人針對過去的歷史有反省、有道歉,也有人死不認錯,有人認為事不干己。
德國的認錯,是一種道歉政治學,日本的不認錯,也是一種不道歉政治學,都是在特殊情境下的政治的表態。面對歷史,個人是覺得這些道歉表態比較是政治的一部分,是角力的結果。當然這會影響對歷史事實的了解和詮釋。歷史的陰影始終是政治的資產(或負債)。

最近新聞報導說韓國通過一個法案,要調查日本統治時期的「親日行為」,頗令人錯愕,因為已經過了那麼久,許多當事人早已去世,而在日本統治下到底怎樣才算「未親日」,恐怕問題會很多。韓國政府此舉其實是為了要清算日治時期得勢、戰後繼續掌握政經大權的舊勢力,但是弄不好可能會株連甚廣,形成新的白色恐怖。這就是政治利用歷史時,可能產生的可怕後過。

Pips提到台灣的二二八平反,搞到最後只有受害者而無迫害者,若真有這種論述,也是在政治操作下的結果,因為在政治力上還無法真正處理二二八元兇,或者主流媒體不願意接受這樣的結果,就讓它模糊了。問題在於,我們的社會為何不再追問?不過這問題又叉太遠了,暫時打住吧。

有些個人會覺得他就代表他的國家,必須為之道歉或為之辯護,但是現在大部分的人大概都會覺得:「那麼久以前發生的事與我和干?」日本、德國人面對二戰罪行如此,二二八之於台灣人也如此。

遇過那種只要遇到亞洲其他地方的人就拼命道歉的日本牧師。
也見識過以受害者自居的日本右翼人士,至今仍認為日本是為解放亞洲而和英美為敵,打了敗仗受盡恥辱還要不斷被指責,宛如悲劇英雄。
我想日本極右派的確人數很少,不被主流社會接受。但是大部分日本人也不覺得戰後六十年還必須不斷為戰爭而道歉,主張深刻反省、承認日本戰爭罪行、積極補償受害者的,也是少數左派及自由派人士。

訪問走過那個時代的老人,也常出現caffen引用的那句話:「你們不會瞭解當時的情境」。
我覺得在清算歷史的是非對錯之前,先盡力去了解當時的情境,了解當時不同位置的個人所能做的選擇,是比較有意義的事。

至於清算,實在希望回到歷史事實、回到人性最根本的一些問題來檢討,而不是在各種政治目的下把歷史當成大刀來舞。

拉雜講了一堆,不大有系統,請原諒。


caffen

Pips這篇極好。
那部電影叫Das schreckliche Mädchen
1989年,英國和德國ZDF電視台合作的電影。故事地點在拜揚邦的Passau。這連結,有英文介紹可以點出來。

話說前天,正巧和我德國朋友聊到這部電影。一個念歷史出身的博士。他表明不喜歡這部電影。

「為什麼?」
「嗯,沒有討論的餘地。」
「甚麼叫討論的餘地?」

「嗯嗯,很難講,你知道那部講猶太少年Simon電影?」
「知道啊,講一個猶太少年在納粹時代混到希特勒青年團裡,變成學校的菁英份子。怎樣?」
「那部電影就有討論的餘地。」

「這部電影講這個一步一步找出『歷史真相』女孩,不斷被打壓被全鎮的人抵制,哪裡沒有討論的餘地?」
「嗯,這部電影沒有衝突點。。。」

「那裡沒有衝突點?一個小女孩寫一個歷史作業,慢慢挖出真相,原來整個小鎮上現役高官者都有納粹背景,甚至當時就已經是當權者。後來居然透過行政阻撓,不讓她查閱檔案,還讓她歷史科不能過關。這還不打緊,最後小鎮大家集體排擠,她只能離開到美國。集體耶...」

「這部電影太政治正確,所以沒有討論的餘地。」
「講猶太少年怎麼混入納粹的青少年軍,就沒有政治正確的問題?有討論餘地?野女孩翻歷史真相就是太過政治正確?沒有討論餘地?這是甚麼鳥理論?」

「你不覺得拍這種電影出來,很偽善?因為拍出來大家一定會拍手說好。我就是覺得這很偽善。」
「嗯。偽善?!嗯嗯...等等,這裡面很弔詭。。。我同意你說的有那麼一點『偽善』的味道。一拍出來,又給德國人集體印象加分。哈,不過這是英國主導的片子喔。」

「那怎樣?這部片子當時一點也不賣座,德國人對這個題目一點也不感興趣,只有政治正確的加分作用。」
「對啦,你們只喜歡看希特勒翻案電影。我還沒說完『弔詭』啦,你只對納粹『當時』歷史如何複雜有興趣,對戰後怎麼反省處理不感興趣喔?嗯嗯,或者說,你對歷史敘述只有獵奇性的興趣,越不可能的情況、越匪夷所思的情境、越超過常情的,就越有意思?所以變成納粹學校頂尖份子的猶太少年硬是比僅僅是翻舊案的Passau女孩好?」

「嗯,就說了,那沒有『討論』的餘地,有甚麼好感興趣的。」
「你狡猾的逃避!念歷史的人,應該處理兩層,一層是『當時如何』,一層是『後來怎麼處理怎麼反省』,你怎麼可以只有獵奇心理,逃避後面的面向。」

「哼,對我來說,這個題目不有趣。歷史要有『能』敘述的部分啊。這部電影當時票房很慘,報紙上的討論也沒有當年猶太少年那部多,更不要比現在這部Der Untergang。或者,唯一的好處,可能是對你們外國人來講,有點意思。」
「至少,對我來說,看待德國人反省二戰,反省納粹,不會再那麼天真以為德國人多有良心。」
「哈,誰說德國有良心?對啦,我們比日本人好一點喔~在國際媒體上啦~」
「xx00%^$&%@#^....」

對話到此結束。

這部電影,Das schreckliche Mädchen,91年,或者90年,在台灣,世界影展上放映。我在戲院裡看到目瞪口呆,記憶極深。它打破我一向以來的印象:「德國人都深自懺悔」。

錯!

德國人,沒有這種「集體的」懺悔,只有一個一個不同脈絡下的討論。它讓我知道,媒體印象,和具體研究,和真實生活理的德國人距離有多大,尤其是南北德國的差異。德國歷史研究在這一大領域裡,絕對稱不上剖心剔腸痛剴挖骨的地步。裡面有「偽善」,還有自我辯護,還有更多的研究空白。這個領域很長一段時間,消費研究經費,變成現代史學圈裡學術資源競合的大贏家,甚麼樣的政治正確結論下,可以爭取到多少研究經費。這個議題,不但在大眾媒體上,同樣也在學圈變成消費品。短短十二年的歷史,還有漫漫長路。

我住的城裡,一個高檔藝術館靠當年納粹企業菁英家族財力支持營運。前幾年,家族基金會要放置那個納粹菁英企業家的銅像進藝術館,引起城裡社會組織抗議。抗議座談會在學校舉行。家族基金會代表到場,聲勢驚人,衣履鮮明。本城文史工作者出來細數建置銅像如何不當。家族代表不動聲色,拿出全部財務報表,報告整個家族從戰後以來如何挹注本城的藝術活動。言下之意很白。。。
結果如何?結果是(拿過納粹獎章的,幹過強迫勞工的)納粹企業菁英半身銅像放入藝術館,以一個長期贊助藝術活動、成功企業家的尊容被瞻仰。種種和納粹政權的關係消音在介紹文字裡。

這部89年拍的電影,還要放在另外一個歷史脈絡下看。八十年代開始,德國歷史學界社會史變成研究潮流,85年,史家論戰之後,針對第三帝國,歷史學者擺脫針對個人的研究,在社會史脈絡下,從結構、政治社會經濟討論反省納粹歷史。跟著這個同期發展的是日常生活史研究,各地方的地方文史工作室成立。社會史和日常生活史兩邊研究群,在理論上有所爭論。但是研究潮流匯集出一些具體清楚的問題意識:「納粹時代,地方上當時如何?」

另一方面,八十年代,德國學校歷史課因為歷史意識的掛牌,流行讓學生從身邊著手,自己寫地方史研究。德國歷史學者聯盟每年出題目出獎金,鼓勵學生寫這些報告。這個女孩真實故事從這個背景出發,第一篇報導得了獎,追蹤下去的時候,才慢慢挖掘出真相。第一篇寫了納粹時代大家如何忍辱含莘,受了鼓勵想繼續參賽,要寫老一代人在那時候「如何」英勇。整個故事才大逆轉。

大家都苦,可說可寫,大家如何和納粹政權紐結在一起不可說不可翻。所以,慕尼黑的「白玫瑰」,電視劇電影紀錄片,一而再再而三的翻拍。白玫瑰,學生組織反抗納粹,最後被處死,相對於百萬希特勒青少年青年軍團裡面的種種情境,白玫瑰變成超級放大「政治正確」的反省教材。傳播媒體上,看不到希特勒青年軍當初內部如何運作,如何集體生活,如何吃穿玩樂,如何和同儕相處。而這批希特勒青年軍,才真是現在五、六十一直到七十歲左右德國人集體樣態。這批人主導了德國戰後的社會。

系上一群老教授,在座談會上講當年細節。一個Carl Schmitt的學生,作概念史起家的老教授,已超過八十歲,面對學生咄咄關於歷史責任、反省種種問題,最後,幾近喃喃自語,你們不瞭解,你們不會瞭解當時的情境。

讓我百味雜陳。

歷史道德是一回事,歷史情境是一回事,歷史反省又是一回事。個人和集體是一回事,社會結構和國家意識是一回事,現實政治發展和歷史延續性又是一回事。

德不德,日不日,誰比誰?怎麼比?我常常不知站立處。

Tucci

http://www.mingpaomonthly.com/cfm/Archive2.cfm?File=200506/cal/01a.txt

在明報月刊看到一篇文章,跟這裡的討論或有相關。文章的大意是抨擊中共的中宣部禁了《廬山會議實錄》這本書,要掩蓋廬山會議對大躍進時造成三千萬人生靈塗炭的歷史責任。文章作者胡化並且點明,就算日本修改教科書,可是有意願追查史實的日本學生未必沒有別的資料可以選擇,因為日本並不禁這種書。而以前胡喬木還容忍的這本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現在竟然不准再出。這意思差不多也等於,連日本也不如。

另外的感想。對中共這樣直接的批評,這在台灣可不容易看到呢。哈哈,該怎麼說呢。

picton


晚上出門等人的時候,湊巧在7-11翻到這期「新新聞」有劉黎兒發自日本的一篇文章,大意是講「日本也有藍綠對抗」這樣的政治話題,不過要旨仍是日本「左、右翼」與「左、右傾」的探討。當然這不是一篇學術性文字,不可能有嚴謹的考據、索引,但文中也有若干數據說明日本「右翼」人數其實比一般人想像中的少,而且少得可憐,大概只有萬把人左右。而一般日本人對這類「右翼」團體的支持度甚低,甚至嗤之以鼻,由此也可印證何以民調結果會有一半以上的日本人不贊成小泉繼續參拜靖國神社。

另外關於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一直被誤認為屬於「右翼」,也為其大呼冤枉。劉認為石原在日本不但不屬於「右翼」,而且應該是中間偏左,傾向於社會主義的「左傾」才對。一般之所以把石原當「右翼」看待,多半源於石原近年來與李登輝相交甚篤的誤解。可見「左、右翼」在日本不是一個一分為二的劃分,而是有著各種相關因素的交相揉雜,需要更為切實的審察。

pips

先謝謝回應,最近有點牽腸掛肚的事情,精神不太能集中。

有人對這篇文章的反應是,看完還是不知所以然。我想,問題大約出在這個歷史比較題,我只做了德國這一半的功課,先不要講光連這一半都還是掉三落四,日本那一半,則是完全沒有。會這樣,是因為我實在不熟日本社會歷史,雖然這學期上課聽了一點,可是,太遙遠太陌生,我也沒認真地找資料讀。所以,就是答題答一半,不知道可以算幾分,哈哈哈。

寫這篇文章的動力,一方面是這一陣子聽德國人好會反省的論調耳朵出油,另一方面就是課堂上的集氣,每回都有很精彩的討論,雖然文章寫出來,不怎麼精彩也沒什麼新意,不過,沒關係,像回應說的,問題本來就可以繼續發展,我也在路上而已。

tucci講到一個很有趣的重點,就是,到底一般德國人對納粹罪行瞭解多少?或者,在納粹的極權統治下,人民是怎麼過日子的?這一個疑問,就不是單純的罪責論述「納粹vs.一般德國人」可以滿足解答的。德國社會,自從68學運以來,一直有朝這個方面走的努力。只是,學界中的成果,要變成社會論述,還是有一段距離。另一方面,不具名泛泛地講"一般德國人"在納粹時期的配合程度,仍是相對簡單。一旦要這些模糊的大眾臉孔對焦,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在八零年代末九零初期,德國有一部電影叫「我不是壞女孩」(ㄟ,我不知道德文片名叫什麼),時代有點久遠,細節忘光光。只記得大約是描述一個高中女生,參加地方舉辦的社區歷史寫作比賽,原本打算寫社區裡的人,在納粹時期的英勇反抗史,沒想到一旦栽進檔案資料裡,才發現原來地方史敘述的反抗事蹟,十之八九有問題。繼續深入下去更發現當地許多政商名流,都有「褐色」(納粹的代表顏色)的過去。這個小女生的研究資料外流後,不僅檔案資料室拒絕再給她任何資料,家裡還開始收到恐嚇信,甚至受到鄰居的惡整,最後最後,他們只好搬家,移民美國。

這個故事一直讓我記憶深刻,是因為一回我在德國邊境小鎮Passau看地方報,赫然出現這部電影的真實生活版。雖然,當時我看那部電影時,便知道是真實事件改編,可是,一旦指認出發生地點及看到真實女主角的照片,我還是相當震驚。因此,每回聽到類似「德國人真會反省」的講法,腦袋就不自主出現這部電影這件事情。講白了,反省這種事,如果落在一個不干自身沒有臉孔的模糊群體上,實在太簡單太輕盈了。

這幾天事忙,先醬。

Buzz

Pips的精彩討論,在不同的層次上接連提出了許多重要的好問題,所提示的思考線索也非常繁複、很具啟發,特別是其中涉及了不少對德、日歷史的具體瞭解,非常長人知識。對於大大外行的我來說,自然是完全不可能參與討論的。在這,我有個初步的建議,為了方便後續精彩可期的討論,想請往來的朋友們大家一齊看看,能不能以Pips討論的內容為基礎,先試著把相關問題的層次、思考線索作作樹枝狀或網狀的條列排比?當然,這麼做肯定費事費時(所以,也請度力量時而為),也非盡屬必要;但我相信,對外行如我的讀者來說,無疑會有很大幫助、更大收穫。

讀過Pips的討論,我有一個很快的聯想。那是Edward Hallett Carr在他膾炙人口的What is History?一書序言中的一個句子。他說:When we attempt to answer the question, What is history?, our answer, 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 reflects our own position in time, and forms part of our answer to the broader question, what view we take of society in which we live. 不知道這段文字會不會偏離Pips的基本論旨太遠,或曲解了其中的可能義涵?英國人的英文往往繞口而有味,我的譯筆則肯定不敷使用、慘不忍睹,這裡就索性放棄嘗試了,也請朋友們多擔待我的不負責任。

Tucci

pips這段真是精彩!我有很多的收穫。

這個話題實在難談,因為很難迴避一種道德評價的姿態。我也提一點我所知的小小片段──對過往世界認識的過程,有點像在拼拼圖。

卡爾‧勒維特(Karl Löwith)在他早年的自傳裡提到,1933年納粹黨一上台,立刻就通過了一條規範公務員任用的法令。按照這條法令,猶太人不得任公務員,現任者也必須立即解職。只有兩種猶太人除外,一種是在威瑪共和時期之前、即1918年之前便已經具公務員身份者(為何如此我不明白),另一種則是在一戰時上過戰場的。後面這個就是所謂的前線條款。勒維特當時是馬堡大學新任的講師。講師(Privatdozent)當時不具備公務員身份(今天不知道是不是),因此這條法律等於排除了他升教授的可能性。然而他適用前線條款,因此儘管各單位清猶清得很積極,他還是覺得受前線條款的保障,多少是安全的(納粹當時很強調前線條款,與支持愛國主義有關)。然而這條前線條款到了1936年也被廢止,他的講師身份也隨即遭到解除。根據勒維特的描述,當時絕大多數的德國人(同事、朋友、學生等),對這種種迫害都覺得理所當然,好像是一件再自然也不過的事。許多文化素養十分深厚的阿利安種的朋友,竟然十分相信納粹黨宣傳的關於種族、前途的神話。他們之間流行一種說法,猶太人在全世界都有強大的組織,他們離開德國,立刻就可以在美國還是哪裡取得更好的職位。勒維特說,有一次他向一位同事說到,如果他也得跟其他人一樣流亡國外,生活絕不會比留在納粹德國容易,結果引來那位同事的滿臉驚訝,好像聽到一加一原來等於三一樣。

然而他從來沒有直接遇到過這些同事或學生對他的看輕或侮辱。這真的是德國人非常奇特的一種特質。他們可以一方面認為開除所有猶太公務員(這是早在1933年!)是完全合理,另一方面又跟勒維特保持完全體面的來往,彷彿這些事情跟勒維特完全無關一樣。你可以說這是一種教養,一種雷也打不壞的社交禮貌,但也可以說這是一種只有理念卻看不到事實的盲目。勒維特也提到1936年他在義大利最後一次與老師海德格會面的事情。當中有兩點符合這種描述:海德格見到勒維特跟太太在羅馬避居之處十分狼狽(勒此時已經在義大利躲了兩年)“看上去非常震驚”。另一點是,他們在一起的那兩天,海德格沒有想過要把手臂上的納粹黨章拿下來,他跟勒維特的所有談話,全部與勒維特面臨的絕境無關,好像勒維特根本沒有困難一樣。在民族神話的邏輯下必須清除的猶太人,跟眼前有血有肉的的猶太同事朋友與學生,這當中的距離,對勒維特描述的這些德國人來說,恐怕比柏拉圖的人之「相」(idea)與「個別的人」之間還要更遙遠。

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有人種淨化的意思,至於是不是最主要的動力,這裡不敢多說。不過既然淨化種族,他們不是只對付猶太人。也包括迫害政治反對者(共產黨、社民黨、新聞記者、教會神父)、同性戀、精神病患、波蘭人、吉普賽人,甚至還包括無能工作者,他們一樣被丟進集中營。這些面向的平反,似乎是比較被忽略的。

看了pips的討論,多少回答了我長久以來的一個疑惑。我現在所接觸的老師,他們的老師輩有很多都有納粹傾向。從1933年起大批的猶太裔學者流亡外國,相信在許多學門裡都是牽動學術版圖的重大事件。他們有些因而客死異鄉,有些畢生不願再回德國,也有因此不再說寫德文,把母語改成了英文者。流浪多年,最後願意回來的,我沒有數字,但是應該不會太多。而那些當初把猶太同事趕出德國的德國學者,僅就我接觸到的範圍,多半沒有因此在戰後付出代價,很多甚至還大展宏圖。像海德格受到的那種嚴厲的批判,並不是一般的情況。

我的意思是說,納粹對猶太人迫害,是一個長期漸進的過程,雖然到後期大幅加劇,但卻仍可以說是連續的。主其事者就算不是多數,贊同者卻絕對是,至少一開始,如勒維特所描述的那樣。當然,他們知道到什麼程度,贊成到什麼程度,是不是到了某個階段以後,大多數人內心變成反納粹了,只是沒有力量表達,這是一個關鍵的,但又很難釐清的問題。

我曾參觀過威瑪附近的“布亨瓦德”集中營紀念場(Buchenwald,“山毛櫸林”)。裡面大規模處理人體的種種空間與機械有相當的保存,現在回想還記得那種好像可以鑽進骨髓的陰慘之氣。紀念館裡的文史資料多得驚人。比如當日被囚禁的人裡頗有以詩、散文、音樂的創作度日者,或者以鉛筆做素描,這種種作品都用框子做成了展覽。甚至有納粹軍官的日記,有戰後對各方當事人與倖存者的訪談。若都要看過,恐怕要在那裡住上相當時日。此外還有一個電影院,播放當時美國人來到威瑪附近所拍的紀錄片。不記得“解放”了威瑪的是哪一個美國部隊。我看的那一段拍攝了這個部隊的將軍強迫威瑪全城的仕紳父老步行到布亨瓦德來,讓他們自己看看就在這座以歌德與席勒聞名的文化之都旁邊,在上演何等慘忍的故事。將軍在片中對著表情木然的德國群眾大聲說:“這些事就在你們家五公里之外發生,而連我在五千公里之外也能知道,你們怎麼能夠推說全不知情?”不過他們會不會像勒維特所描述的那樣,真的是“不知情”,出於一種對理念的偏執與對事實的盲目?

補充一句好了,我也看過有學者的回憶錄,說到當時雖然無法認同納粹,但是也完全無力反制,提出了辭呈講不出原因,被校方帶著質疑退回,只得摸摸鼻子繼續教書,在苟且中做了順民,內心有很多無奈與自責。那時大概不熱烈擁抱希特勒黨的人,都有一定的社會壓力。

以上只是一點片面的認識,最多算得幾片拼圖,還請眾家高手不吝指正。

picton


剛剛貼完前文,發現這兒又上了新文,Pips,妳的手腳可快呢。而且這文關係了我近日的苦惱,正在苦思如何跟各位德國通發問,卻不料菜已經上桌了,真是好!

此題確為台、日、中、德之間很值得對照借鏡和探討的題目,尤以攻歷史的人大可發揮,而我可以大快朵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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